新冠疫情令全球各国政府债务大增，挑战新极限
新冠疫情令全球各国政府债务大增，挑战新极限新冠疫情令全球各国政府债务大增，挑战新极限2021年7月13日 星期二 12:09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政府债务总规模已达到二战以来最高水平，超过全球年度经济总产值。各国政府、尤其是富裕国家的政府，仍在借入更多资金，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消除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害。
这种支出也是受到了关于债务的新经济思维的鼓励，支持举债的人士称，此类支出有望带来一轮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期，扭转许多富裕国家经济本世纪以来的萎靡状态。但如果这些理论是错误的，那厶全球政府可能背上沉重的债务，而这些债务只能靠通胀、高税负、甚至是违约的方式来消化。
无论如何，一方面各国政府面临巨额债务负担，而另一方面市场对此并不担忧，这两种情况的同时存在是史无前例的。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将连续第二年达到3万亿美元。即便如此，再加上对通胀的担忧，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仍只有1.33%左右，原因之一是美联储对加息持谨慎态度。
日本中央政府债务即将超过一千万亿日圆（合近10万亿美元）。即使公共债务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已超过250%，日本政府每年的债务利息支出仍未超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当时的公共债务规模约为GDP的三分之二。
常年大肆举债的希腊正在增加本国债务，而投资者正买进这些收益率甚至低于美国国债的希腊债券。就连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宣扬政府增加举债的好处，而市场对此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抵触。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的研究员、信用评级公司标普全球(S&P Global Inc., SPGI)的前首席经济学家Paul Sheard表示∶“世界已经变了。知识框架已演化。”他还称∶“我们不需要再担心债务问题。”
新经济思维已鼓励政客们大举借贷，并强调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秉持谨慎的财政政策这种正统观念以来，借贷条件已经大为改变。全球化、人口老龄化以及中国的情况加在一起，已经创造出一个储蓄充沛且这些钱可用来投资的世界。
这些储蓄中的一大部分已争相买入安全资产，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发行的政府债券，以便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大环境中获得避险保护，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并不在意收益率有多微小。
政府债务的成本越低，借债规模就越大。美国带领全球，通过政府大举借债推动疫情后经济复苏。甚至在今年的刺激措施出台之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就预计，到2021年底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将达到GDP的102%，为二战后以来的最高水平。
摩根大通(JPMorgan)的经济学家认为，即便像美国这样大规模举债，全球总储蓄也几乎不会下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的数据，每年的全球总储蓄价值超过25万亿美元，储蓄的增长在最近几十年压低了借贷成本。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负责信贷策略和研究的副董事总经理Elena Duggar表示∶“有一种东西可以让发达经济体免受债务膨胀之苦，那就是较低的偿债成本。”
批评人士称，美国的支出计划过于庞大，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以及通胀率和利率的持久上升。他们担心美联储陷入了鼓励过度举债和冒险的低利率政策中。美国利率上升和美元汇率上涨，可能也会给背负巨大美元债务的发展中国家带来麻烦。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成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誉休教授Charles Goodhart警告说，令借贷成本保持低廉的全球储蓄潮可能在未来几年内退去。他担心，尽管各国政府可能从近期历史中吸取教训，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疲软复苏，然而那个时代已行将结束。
“将军们总是想著上一场战争，”他说。“政府以前做得不够，所以这次他们会用力过猛。”
根据全球金融机构组织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数据，2020年全世界的政府债务总额与全球GDP之比从新冠疫情前的88%提高至105%。国际金融协会说，今年政府债务总额可能再增加10万亿美元，达到92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增加发生在发达经济体。
这与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当时许多国家很快从实施刺激转向削减赤字。
惨痛的希腊危机曾几乎迫使该国退出欧元区，似乎凸显了债务的风险。但如今在欧洲央行的支持下，就连希腊也发现增加债务是可能的，这得益于欧洲央行帮助维持的低借贷成本。
“不同的是，现在没有明显的‘罪人’。”前意大利财政部长、现意大利银行裕信(UniCredit)董事长Pier Carlo Padoan称。“金融危机发生后，各方相互指责。而新冠疫情是一个外源性冲击，进行大规模政策回应是必要的。”
包括意大利、日本和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都决定抓住机会，通过支出来摆脱新冠疫情带来的低迷。刺激措施的目标不仅是尽快抹去所有衰退的痕迹，还包括对长期的经济复兴进行投资。
据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估计，自疫情暴发以来，日本已投入了相当于8,000亿美元左右的经济刺激资金，约为日本年度经济总产值的六分之一。日本还将进一步支出数千亿美元，但该国的通胀率仍为零。这些支出既包括一次性支出，也包括对政府数字化和扩大可再生能源的投资。
全球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现在都认为，发达经济体从2010年起倾向财政紧缩，导致金融危机后的复苏缓慢，造成企业倒闭和劳动者失业，从而留下持久的经济创伤。
欧洲部分国家的财政紧缩政策极其严格，但这种做法甚至未能有效降低政府债务与GDP的比值，因为经济增长乏力和通胀低迷拖累了GDP。
这一次，经济情况与政治谋划相吻合。许多发达国家的政治机构都坚持认为，正是财政紧缩和增长乏力导致了过去十年民粹主义的风起云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私营部门有多余的资金储蓄，这些储蓄将被政府赤字所吞噬。这些储蓄中包括科技公司囤积的现金，科技公司通常不需要像20世纪大企业常做的那样、对工厂和机械进行巨额投资。
中国、其他亚洲国家和中东产油国拥有巨大贸易顺差，而且将大部分所得资金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债券，从而增加了储蓄。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在2014年表示，人口老龄化、高储蓄、私人投资不振是当前时代难以摆脱的趋势，各国经济难以发挥其潜力，他把这个问题称为“长期停滞”。这一理论意味著政府必须挑起这个重担。
萨默斯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看一下全球财政政策路径，就会发现这是对长期停滞假说的一项巨大押注。这是对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大规模私人储蓄过剩且投资不足的押注。”
英国央行前政策委员Goodhart称，各国政府面临的危险是，过去30年的结构性力量可能即将发生逆转。
在最近出版的《人口大逆转》(The Great Demographic Reversal)一书中，Goodhart与合著者Manoj Pradhan指出了一个可能发生的划时代转变。过去几年，全球劳动年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开始下降，北美、欧洲和东亚等全球化程度最高地区的绝对数字也在下降。
他们表示，冷战结束后，中国和前苏联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带来了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供应。这压低了发达国家的工资和通胀，并将缺乏政府安全保障且规模迅速膨胀的中国中年人口的储蓄注入了全球经济。
但Goodhart和Pradhan认为，随著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老龄人口花掉更多的储蓄，平均利率将高于政府的预期。“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最大贡献的时代现已过去，”他们写道。“这种人口结构大逆转将导致通货膨胀卷土重来。”
Goodhart说，他希望他们的预测是错误的。如果发达经济体的央行不得不依靠升息来对抗通胀，那厶这些政府可能将被迫作出痛苦的政治决定，即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
由于对美国的通胀感到担忧，曾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担任重要政府职务的萨默斯在今年成为了对拜登政府支出计划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这让很多人感到惊讶。萨默斯称，拜登政府的支出计划超过了从美国经济低迷程度预期看所需的水平。
但即使是萨默斯和其他拥有同样看法的经济学家也认为欧洲的支出是合理的。IMF已表示，考虑到新冠疫情给经济造成的冲击程度，欧元区整体赤字约占GDP的7%的这一比例实在太小了。
对于背负大量国家债务的政府来说，通胀本身不一定构成问题。通胀意味著GDP和税收收入在名义价值上有增长，与此同时现有债务的规模则保持不变。通胀曾帮助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减轻了债务负担。
鉴于政府现在支付的利息很少，即使利率稍高一些可能也不是问题。央行将乐于把利率提升到一个更正常的水平，结束现代社会中利率接近于零的局面，因为这将使他们在经济衰退时有更大的灵活性去降息。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欧洲最知名经济学家之一Paul De Grauwe说，债务可持续性的关键是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说，只要一段时间内某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利率水平，该国的总体债务比率往往会自然下降。
而另一方面，如果利率水平超过经济增速，就会存在风险。为防止债务比率不断上升，政府可能不得不增税，或听任高通胀来消解债务。如果投资者在高通胀面前却步，借贷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央行可能不得不加息，其独立性将受到考验，因为政界人士不喜欢看到经济受到打压。
令政府大举借债声名狼藉的一个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有糟糕的记录，曾经接连出现违约。不过，发生违约的通常是那些借入自身无法掌控的货币（比如美元）的国家。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型新兴国家在用本币发债方面的急切程度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
根据IMF的数据，中国预算赤字占GDP的比例去年约为11%，今年为10%。中国国内储蓄规模庞大，并且对资本流动施加限制，这意味著中国无需担心海外债权人逃离。
印度财政部今年借发布年度财政报告的机会主张大幅增加以印度卢比计价的公共债务规模，称这样做或能促进经济增长。该报告指出∶“通过政府公共投资来承担风险，可以刺激私营领域投资并引发良性循环。这将带来私营投资蓬勃发展的局面，而非挤走此类投资。”
受一项规模数千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影响，截至3月底的一年里，印度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接近10%。印度政府表示，正在帮助保持国内经济蓬勃发展，维持国库税收充裕。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在接受采访时称∶“这场危机非比寻常，充满挑战，但我们希望我们的税收能令人非常满意。”
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政府债务不可能在不产生问题的情况下永远增加。人们还普遍认为，如果偿债成本不高（或许高于20年前传统观念下的成本），那麽高水平的债务就会是安全的。全球政府债务已达90万亿美元，现在的问题在于它还能升到多高。
“政府债务仍然是有上限的，”De Grauwe称。“只是这种上限比我们过去的预期要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