獐子岛传奇：从“辽宁版马尔代夫”到落寞小镇年轻人选择逃离
61岁渔民王隶蹲坐在海滩边，对着夕阳发呆。一下午过去了，装海货的桶里只有一条巴掌大小的鱼。獐子岛客运码头的汽笛响了起来，王隶摁亮手机看了看时间，起身拍掉衣服上的沙子，念叨着：“日落了，回家吧。”
又是一无所获的一天。
大连向东56海里，面积不足15平方公里，这里是獐子岛。入冬了，街上行人没几个，车更少。远处浪花轻拍海岸，听得分明。11月，獐子岛迎来捕捞淡季。海水凉，风也大，一网下去，海货装不满半桶。
当地村民说，这两年岛内原住民流失严重，最多时1万余人，现在仅余4、5千人不到。獐子岛社会事业办说他们也不知道獐子岛人口的具体数量，“大概1.2万吧”。
来访游客同样稀少，岛上耗资百万打造的度假村早已被杂草覆盖。今年7月，大连港与皮口港的直通航班停止运营，每天只留一班客船进出内陆，小岛愈发落寞。
獐子岛风光过。顶着“海上大寨”“鲍鱼之乡”的名号，岛上物资极其丰饶，传说中鲍鱼海参随手一捞，就能装满一麻袋。更有一时无两的上市公司獐子岛，市值一度突破200亿，被誉为“中国水产第一股”。
后来的故事，全国人都知道了。2014年，獐子岛集团连续上演扇贝跑路、饿死、冻死等系列奇观；2016年、2017年，该集团连续两年财报造假；今年9月，公司高层造假牟利、相关涉事人员被移送公安机关。
10月28日，獐子岛集团发布第三季度财报显示，除去变卖资产所得、政府补助等非经常性收益，公司前三季度的“扣非净利润”实则亏损约1.09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46万元。
“以前我们出门，一说是獐子岛来的，别人都竖大拇指哥儿。现在提起来，只能说自己是长海县的。再问下去，就呵呵陪笑，太丢人了！”冬天的风吹过，岛民一脸怅然。
造富神话幻灭，空留一地鸡毛。但扇贝跑得了，獐子岛跑不了，这颗昔日的黄海遗珠逐渐失去了光彩，而生活在此的岛民们正在经历正反两面的人生：逃离或留下。
“海底银行”
聊起獐子岛的辉煌过往，王隶有说不完的话。
1958年，獐子人民公社成立。第二年，公社通过淘金刚沙、海带养殖等最原始的资金积，购买、建造机帆船，开始渔业试点。
靠海吃海。《獐子岛镇志》记载，上世纪70年代，獐子岛公社创下单船捕捞和总捕捞量的全国纪录。1971年，时任獐子公社革委会主任杜中本出席全国水产工作会议。会上，獐子岛被冠以“海上大寨”的称号。同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海上大寨――獐子岛》，公社接连涌现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劳模，并四次受到国务院嘉奖。
1973年，獐子岛拥有钢壳渔船44艘，每船捕捞量破百斤，年收入突破千万元。1973年的千万元是什么概念？那时的猪肉，8毛钱一斤。
1982年，獐子岛迎来发展关键期。公社从日本引进优质虾、鱼、扇贝苗，经培育投入海中，多年后再行捕捞。正是这种被称为“底播”的养殖方式，令日后的獐子岛成为名副其实的“海底银行”。
当时老百姓不乐意，怒骂公社领导是“一群败家子”。在他们看来，这种从日本引进的扇贝一个苗5分钱，播种到海底生死不明，无异于“往海里撒钱”。公社仍然下令开干。1986年，全镇底播虾夷扇贝1万多亩。两年后收获，收入与产出比接近1∶3。所有獐子岛人都乐坏了。
自此，獐子岛从最初的捕捞业一统天下，变为捕捞、养殖、加工三业齐头并进。也就是这一年，原本在马来西亚当船工的王隶回到了家乡。“海上作业太苦了，听说靠着养殖就能挣钱，可不得回来了吗？”
曾经的吴厚刚：年轻有为
獐子岛镇隶属长海县，由獐子岛、大耗岛、小耗岛、褡裢岛四个岛屿组成。
1983年，獐子乡人民政府成立的同时，成立长海县獐子渔工商联合公司。1985年3月，该公司撤销，成立獐子岛渔业总公司，1992年，再改为獐子岛渔业集团公司。
同一时期，獐子岛远洋捕捞队声名远播，开了国内集体渔业跨出国门、从事远洋捕捞生产的先河。
王隶加入獐子岛远洋捕捞队后，最远到过非洲海域。每趟出海，收入至少上万块。王隶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并承包了一艘钢壳渔船。王隶说，在当时，这是一件倍儿有面子的事，“轰动程度不亚于现在你们在一线大城市买房”。
獐子岛渔业集团公司是集体制企业。1998年，该公司从政府中剥离出来，改制为獐子岛渔业集团有限公司。獐子岛镇及其下辖的褡裢村、大耗村、小耗村为公司股东，时任镇党委书记吴厚刚兼任董事长。
“那时候，吴厚刚在我们印象中，还是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王隶称。跟大多数獐子岛民一样，吴厚刚在岛上唯一一所中学毕业后，便进入镇上的船厂工作，一路从铆工做到獐子岛镇长。当上镇长时，吴厚刚32岁。
2001年，吴厚刚将獐子岛渔业集团有限公司改制成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镇委和村委成立投资中心，承接股东身份。股份公司即将上市，按照“政企必须分开，官商不能兼任”的规定，吴厚刚面临从政还是下海的选择。最终，他放弃经营了20多年的仕途。
据《证券市场周刊》报道，为了让吴厚刚无后顾之忧，长海县政府决定给他5%的股份奖励，并要求吴厚刚自己投入5%，有困难可无息借贷。最终，吴厚刚揣着借来的530万元，顺利拿下獐子岛10%的股份，成为第三大股东。
獐子岛走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道路。
辽宁版马尔代夫
2001年4月，獐子岛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革，2006年登陆A股市场上市交易，外界将其评为“中国水产业第一股”；2008年，獐子岛以每股151.23元的纪录登顶沪深股王，董事长吴厚刚风光无限。
刚上市那几年，獐子岛岛民的日子过得着实红火。岛上，电影院、风力发电、水力供暖等现代化基础设施一应俱全。为了发展旅游业，獐子岛甚至增设了两条环保公交车线路，以及5台价值200万元的环保公交车。繁华留痕。至今，獐子岛上随处可见各种欧式建筑，一座座小洋楼随山就势拔地而起，颇具异国情调，獐子岛因此得名：辽宁版马尔代夫。
宋国民1987年入岛，在獐子岛当驻防兵。他清楚记得，2001年改制前后，岛上一下子涌来很多人。“上到黑龙江，下到四川、广东，全国各地的人都千里迢迢来到这打工。稍微能干的主力劳力，一个月就能有万把块收入。”
2006年，岛上开办第六届渔民节。海边搭起巨大的露天舞台，请来明星登台演出。“那时，跑一天车就能赚个400、500块。”宋国民记得清楚。张羽那年14岁，只记得“吃剩下的鲍鱼海鲜，一筐筐拿去喂猪。”外界戏称，獐子岛集团上市前后，岛民们个个走路带风。
据《中国经营报》给出的一组数据，2000年，獐子岛镇总收入6.79亿元，纯利润2.1亿元，人均收入超万元。同一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6208元，农村人均收入2229元。在獐子岛人的印象里，“只要是外地来的，都穷”。
从种田、握枪再到赶海，1992年，退役后的宋国民选择留在獐子岛，并办理户口迁移，成为獐子岛的正式岛民。宋国民当时的感受，和当年拥有一艘钢壳渔船的王隶一模一样：倍儿有面子。
上世纪90年代末，獐子岛户口十分金贵。除了对大专以上文凭、技术和科技人员、投资业主开通绿色通道外，其他申请落户的，每人均要交纳6000元所谓“增容费”。
那时候，当一个獐子岛人太幸福了。年底，每家都能领到少则几千多则一万的生活补贴，持续到2014年；孩子们从幼儿园到初中，学费均免。升入高中后还有补助。。。。。。无数人挤破了头想落户这座海上小镇。
“一个几平米的小炕上都能挤近十个人，岛上烟火气旺啊。”宋国民感慨。
“只要你姓吴”
夕阳余晖下，海鸥在归港的渔船四周盘旋，看似平静的海面，实则暗潮汹涌。
2012年3月，獐子岛内部人士举报，称有员工在虾夷扇贝苗种收购过程中收受贿赂。被举报对象是吴厚刚的弟弟吴厚记。随后，吴厚记被公司内部处理，其手下工作人员被判入狱。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该工作人员因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后被减刑半年。
此事在集团内部引发轩然大波。有岛民说，吴厚记是给他哥吴厚刚顶了锅；也有知情人士称，吴家老爹护儿，“每次吴厚刚想把他弟弟送去法办，吴爹就大喊，‘敢动你弟弟一下，就死在你面前’。”
林富民34岁，獐子岛集团前员工。他说，从2011年到现在，普通打渔员工的薪资就没怎么涨过，年薪一直在6-8万之间。“这几年，我们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猪晚，钱却被上头贪了。”林富民正在系粗绳固定船只，手指的疼痛让他有些吃力。由于常年吹风下水，渔民普遍身患风湿类疾病。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岛民抱怨则说，集团上市后就成了吴厚刚的家族企业，“只要你姓吴，进了公司就吃香”。
吴厚刚的哥哥吴厚敬原本是个体工商户，先后进入獐子岛股份担任护海队长、荣成分公司经理，执掌一方并握有一定财权。弟弟吴厚记初中毕业，原来没有正当工作，后任物资采购部门经理；外甥刘强则是獐子岛集团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獐子岛集团一路下滑。
当地村民介绍，獐子岛集团自2006年上市以来，獐子岛居民每人每年能分到2000元，60岁以上的老人可分得3000元，80岁老人则可分得4000元。2014年“扇贝跑路事件”被曝后，随着集团收益下降，除2016年减半发放了一次补助外，岛民们再也没有收到任何补助。
三年前，王隶就曾因分红问题，联合数位渔民向集团索赔，结果当然吃了闭门羹。“原本每个月还有分红，2015年左右就彻底没了。第二年，我们才从新闻上知道公司出了事情。”王隶说，还有渔民买了公司的股票，至今赔得血本无归。
何止渔民。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盈科律师事务所周亚珠律师透露，目前他们登记到的、向獐子岛索赔的投资者已超过100个，其中最大金额已经超过2000万元。
“没一件干得成的事儿”
成败转眼空。犹记当年“海鲜喂猪”的少年张羽，今年已经28岁了。
10月14日上午，东獐子码头，张羽正在为明天的出海检修发动机，他是岛上剩下为数不多的年轻人之一。
张家世代从事海上作业，张羽两三岁时便被父母带上了船。渔船、浪花、海风，成了他儿时生活的全部。小学没读完，张羽被父母送去大连生活。他第一次见到了外面的世界：洋快餐、游乐园以及五光十色的特色商业街，但这些在张羽看来，都“挺没劲的”。
每逢寒暑假，他还会回獐子岛，回到那艘渔船上。
2012年，高中辍学的张羽在大连制造厂做了几个月的学徒，“一个月一千来块的工资，干的不是人事儿”。张羽选择辞职，被父亲批评为急功近利。他越发地想家，终于不顾父母劝阻，花三十多万置办了渔船和采捕证。张羽走上了父辈们的老路。
海还是那片海，但张羽发现，獐子岛变了。
自2014年起，6年间，獐子岛集团的扇贝怪事不断：遭灾三次、逃跑二次、被饿死一次。为查明真相，证监会甚至出动北斗卫星追查扇贝行踪，最终认定獐子岛集团利用渔业存货难以核查的特点，造成“纸面亏损”或“纸面盈利”的假象。其中，獐子岛集团2016年和2017年财报中的盈利和亏损，均为财务造假。
最终，董事长吴厚刚等4名主要责任人被罚款60万，并终身禁止进入市场。今年9月，证监会又以涉嫌证券犯罪，将獐子岛及相关人员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几番折腾，獐子岛上市公司的市值，从巅峰时期的200多亿元，一路跌到现在的27.24亿元。“扇贝跑路事件”成为资本市场上的奇闻谈资，任谁提起，都会引起一串意味深长的笑声。
“这两年下来，就没有一件干得成的事儿。”宋国民指着早已长满杂草的度假别墅和远处的废弃客运港，这两处都是吴厚刚时期留下的辉煌“政绩”。
岛上依附獐子岛集团的两家扇贝育苗厂、一家鲍鱼育苗厂相继关停；贝类加工厂大幅缩减员工，工作机会越来越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年轻人少了。”张羽说，和自己在港口一起干活的獐子岛集团员工，年龄大多在40岁以上，“每月就那两三千块工资，干起来也没那么卖力”。
獐子岛和外界逐渐脱节。稍微得点重病，岛民们就得乘一个小时的快船往长海县跑；中学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孩子们初中毕业的那天，也就是离开故乡的时刻。
逃离獐子岛，成了大多数年轻人的选择，但留下的，还需依靠维生。
谁的海？
每天清晨5、6点，天灰蒙蒙，渔民们骑车前往港口，妇女们背着昨天收获的海产去赶早集。这是獐子岛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
獐子岛集团三季报中还有一项数据：靠着上半年出让的部分海域使用权相关资产及转让子公司股权，连年亏损的獐子岛终于实现了账面上的盈利。王隶看到了，说自己心里不是滋味。“我不关心集团收益如何，但那是獐子岛人的海，他凭什么拿去卖。”
《獐子岛镇志》记载，1956年，獐子岛159户船网户和884名社员，累计缴纳公有化股金16.7万元。这笔股金，被许多獐子岛人看作父辈创业的原始投资，直至孕育出今天的上市公司獐子岛集团。吴厚刚也曾公开表示，“獐子岛这片海属于全部獐子岛人，属于獐子岛的子孙万代”。
事实并非如此。
2010年，獐子岛集团以每艘几十、上百万的价格收编了全岛的渔船，接受招聘的渔民成为集团员工，可领取一份“安稳的收益”。王隶就在其中，当年那艘让他“倍儿有面子”的船，100万卖了。拿着这钱，王隶翻修了岛上的老房子，还摆宴席请了一众亲友：“那时候谁不想要个铁饭碗？我们老百姓不太懂，都以为能过上安稳日子。”
谁也没想到，这份承诺后来成了泥沼，将无数岛民拖进深渊。
去年，林富民辞职，自己买了条船，重新办了采捕证，下海单干。但此时，这样的捕捞已经算“违章”作业。“现在在獐子岛海域，只能用本地编号的船只进行捕捞。其他渔民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冒险出远海捕捞、要么买外地的船违章作业。”林富民说。
两者都需承担巨大的风险。
2007年―2017年间，獐子岛集团承包的海域面积不断扩大。从最开始的70多万亩到234万亩，10年翻了3倍多，个体渔民的生存空间随之被压缩。渔民想要自己捕捞，就得找管控死角，或者晚上偷摸着去。这些行为都被獐子岛集团定性为“违章”作业，轻则笼具被没收，重则被拘留，被处以几千上万的罚款，有渔民的船还被吊走。
“说白了，我们现在出海都是偷。”林富民低声嘟囔。每次出海，他都身穿印有獐子岛集团logo的蓝色制服。这是他出海时的护身符，而非对老东家心存留恋。
一度，渔民与集团之间矛盾激烈。林富民等人在出海时，曾遭集团船只驱逐，被收走了捕捞工具和辛苦打来的海鱼和海螺。“他们还派了两辆面包车，就在岸上堵着我们。”
就算不出海，渔民们在集团所属海域的沙滩边赶海，都会被处以罚款警告；集团的捕捞船每天筛选品相不好的扇贝堆积在码头，但为了防止渔民拾捡，甚至不惜往扇贝上浇柴油。
张羽不认同“偷”这个说法。在他的认知里，獐子岛的资源属于全体岛民。“獐子岛渔业是投放了扇贝苗，可野生的海螺、鱼、海参总不该也是他们的吧？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打渔，在没有獐子岛集团之前，我们干了上百年啊！”“那些取之于民的，反过来又与民争利。这是獐子岛集团犯下最大的错误，他们太过霸道了。”张羽说。
獐子岛的海，究竟是谁的？
獐子岛镇2015年的财政预算中，曾清楚列明过一笔海域使用金收入，金额为10832万元。按辽宁省制定的“对开放式养殖用海每公顷不少于0.045万元的海域使用金”的征收标准这10832万元意味着，獐子岛镇共征收了约合330余万亩海域的使用金。这一面积，基本等同于此前獐子岛集团在其年报中所披露的捕捞海域数目。
相关诉讼案中，獐子岛集团甚至曾就“违章捕捞”一事，起诉了几位船主，要求船主支付违约金。该诉求最终遭到一、二级法院的驳回。法院认为，獐子岛集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岛民另购同类型渔船在案涉海域进行捕捞的行为，给獐子岛集团造成了合同履行上的实际损失，如此就没有计算违约金的基础，獐子岛集团支付违约金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邓大才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獐子岛整个集体资产的权益过于模糊。“它由大集体所有，但是却并没有与集体的每位成员挂钩，所以导致当农民要求实现集体的权益时，公司又没有给予清晰回应。”
近两年，在不越界打捞的情况下，獐子岛集团已基本默许本岛渔民捕捞作业。相安无事已是最好结果，只是平白磨掉了许多人的时光。张羽说，在眼下的捕捞淡季，渔民们的每日收入有时不到百元，“但还是得干，弄到一两条海鱼，就自己吃”。
沉船破财
早上7点，张羽接到堂哥电话，因为昨天的风浪，同港渔民的木船出现破损，半沉进了海里。
张羽和几个渔民匆匆聚在一起，花了800块钱请潜水员帮忙捞船。晌午时分，下沉的渔船被拖回岸边，但甲板上原本放着的200多个养殖笼子落入海底，不见踪影。
船老大很无奈。两三千块捕捞器具的损失暂且不提，排除休渔期和天气原因，捕捞作业满打满算，一年只能干个100来天。如今，船沉了得再捞，设备和发动机需要重新购买，船体维修也需要较长时间。错过了今年的捕捞期，他只能靠搭伙过日子。
“沉船破财，这些都算小事。在海上，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落难的会不会是自己。”张羽抽了口烟。刚出海时，张羽曾眼睁睁看着同行的船员被巨网缠住，拖下了海，“就那一瞬间，人没了”。
当年父辈们打渔，人没了，往往一包面、一袋米、一壶油，就算赔偿了。“大海养育了我们獐子岛，同时也要吃人的。”张羽说。随着近年獐子岛海底资源锐减、渔民捕捞海域受限，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冒险前往更远的海域捕鱼。“‘海底银行’曾经是真的，但你不去投苗养海，资源总有一天会枯竭。”
船捞上来了，林富民坐在一旁，用细绳修补破旧的海圈子，这是他从拾荒者手中淘来的，比市场价低了5块钱。自打出来单干，他得时刻控制出海的成本。
大多数岛民没有五险一金。林富民离开獐子岛集团后，养老成了问题。他早已不再关注獐子岛集团的相关新闻，他决定捂起耳朵，埋头干活。“走一步算一步吧，我们什么都改变不了。”张羽的顾虑却越来越多。当年只身一人回岛当渔民，虽然父母强烈反对，但好歹了无牵挂。几年间，张羽娶妻成家，办起事来明显多了几分犹豫。聊起未来，脸上的愁容更是挂不住。
前年，张羽从银行贷款几十万，在岛上开了一家客栈。按他的话说，只是为了能让家人安心些。妻子喜欢小动物，就再养上两只猫。不出海的日子里，能约上三五好友到棋牌室搓搓麻将，张羽知足了。
上个月，张羽看中了一双800块的名牌球鞋，盯了两周，还是下不去手。“以前总是追潮牌、赶新款。现在想想，鞋子能穿就好。”更多时候，张羽穿的是下海用的水靴。
对于未来，张羽不敢细想。
守望大海
国庆期间，王隶远在黑龙江工作的儿子好不容易回了趟家。老人特地上市场买了几只大螃蟹接风，却被告知夫妻俩要把10岁的孙子带去哈尔滨上学。
“说带走就带走，这孩子从小就爱跟着我，就不能等上完初中再带过去？！”王隶气不过，说这话时涨红了脸，而后又转头喃喃道：“出去，出去也好。”
在王隶看来，獐子岛的年轻人们早已丢掉了原有的“魂”，他们抛弃了故乡、也放弃了属于岛民的骄傲。“之前条件比这还艰苦，我们都干起来了。现在稍微有点困难就走了，岛还怎么好？”
有人执念颇深，也有人选择放下。
刘静芳在岛上经营一家海参店，规模不大，但小日子过得滋润。这天，刘静芳起了个大早，去采办一天的伙食和干货。过几天，她要到大连去看望正在读小学的儿子。“日子是自己打拼出来的。集团内部发生的事情虽然很气愤，但也不能总陷在里面，影响情绪吧。”82年出生的刘静芳，天性乐观，常自嘲为“留在岛上的年轻人”。
在她看来，很多岛民希望把集团的海域要回来，再平分给个人，这很不切实际。
之前因为跨领域捕捞产生摩擦和矛盾时，集团还会表面客气地给一些警告。刘静芳想得长远，万一海域变成个人的，免不了打架斗殴、伤人闹事。“人心都是自私的”刘静芳说，“也不一定非要打渔，出路还有很多。”
她仍对獐子岛抱有希望，“你看这儿的水多清，环境多好。虽然这两年海产少了，但个头是越来越大。”平常没事，刘静芳还会开直播给顾客介绍当地特产，科普海参的功效妙用。
今年6月，长海县人民政府发布獐子岛建设规划，将在基于原有的旅游业基础上，打造国际海钓小镇，培育发展海钓及相关衍生产业。随后，獐子岛迎来一波旅游旺季，进店的游客来来往往，刘静芳感觉回到了从前。“我们其实也不想离开，如果有一天獐子岛好了，希望孩子能自己选择回来。”
从前，獐子岛渔民把汗水、时光甚至生命都留在了海上。如今，守着大海的人仍有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