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应以“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
王建：应以“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 更新时间：2010-10-23 7:08:58 解读五中全会――输入型通胀背景下中国的应对之道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集中讨论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勾勒出未来5年国家经济、社会、民生等方面的发展路径和图景，但“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却面临较大的压力，面临一系列考验。
而央行时隔33个月首次加息意味着什么？会影响经济发展的趋势吗？面对目前较高的通胀率，尽管政府有意收缩流动性，缓解通胀压力，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会发生改变吗？
政策调整已经开始，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今年依然可以完成全年物价控制目标吗？真的能抑制住通胀预期吗？
或许，这次加息更多的是从民生角度考虑。如果物价还没有得到抑制，那么央行会否更多依靠数量手段，比如存款准备金率的手段？
10月20日，《华夏时报》记者特别专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先生，请他深入分析五中全会之后的宏观政策走向。
输入型通胀源头
是量化宽松
《华夏时报》：面对目前的所谓输入型通胀，您认为首要的问题是什么？
王建：首要的问题是弄清输入型通胀的源头在哪儿。
观察当前再度的量化宽松，我们可以发现，美国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国内的问题了。如果美国能够通过再工业化，使得经济取得新平衡也可以，但是这条路显然是走不通的。如果继续走原来的路，那就要保持住美元的强势地位，就得维持住美元对其他货币相对均衡的趋势，然后各国的资本才能流入美国，才能维持住美国贸易逆差的支付。这样美国必须重建金融市场，但现在看来，美国做不到这一点。美国庞大的坏账至今仍未解决，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更加恶化的状况。
最近有人和我讨论说，美国是否正在考虑把自己的麻烦转嫁给别人，是否想把美元贬值以后将祸水外流？我认为，实际恐怕并非如此。
美国如果要向全球转嫁危机，只有通过战争途径，把世界很多地方都搅得不能安宁，那样国际资本只有流向美国。
而用美元贬值的办法，是不可能转嫁危机的。美国走到现在这一步，可以说，已经山穷水尽了。而且将会像吸毒一样难以自我控制，或者将像处在斜坡轨道上那样只能顺着向下滑去，根本不知道究竟要投放多少货币。
应该说，货币如果有管制，应和经济增长同步。经济增长多少，货币就放出多少来。如果本国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对称，货币大大超前，那就是货币泛滥。现在美国不想打仗，美国经济恐怕就只能走这条路。
现在人们又在铺天盖地地讨论所谓的货币战争，如同巴西财长不久前所讲的那样。但怎么会是货币战争呢？就是因为美元在国际货币结算体系中处于主体地位，美元对所有货币一贬，大家就都慌了神了，都在想如何保住自己相对的汇率水平，都得开始跟着美国量化宽松，这如同多米诺骨牌，前面牌一倒，后面牌都跟着倒一样。
此外，美国的这场危机还在深化，即使美国采取了新的所谓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不顶事，也救不了美国经济的命，也只能是暂缓病情而不是治病根的药。
这样的话，美国经济还要往下滑落，全球经济也将随之下滑。过去美国是一个大的需求因素，现在这个需求如果想用更多美元来支撑，那么可能人们并不愿意要那些贬值的美元，美国出口可能随之减少，这样谁的日子也好不了。
最后，各国经济离开了美国就都上不去，未来世界经济将是一个长期低迷的景象。
《华夏时报》：您怎样看量化宽松的长期影响？
王建：我过去就曾说过，世界经济未来将是两低一高――低增长带来低利率，然后是高通胀。因为要刺激增长就不敢加息，所以利率就长期低水平。这一点，伯南克也讲得很清楚：低利率是长期的，不会轻易改变。那么，量化宽松就导致高通胀。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这是一个必然趋势。目前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被逼着不断降低利率。比如日本在发达国家中，最先实行量化宽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经济本来已经那样地不好，怎么敢加息？只有不断地放松。这样一个过程将长期化。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又是一个需要大量进口，对国际贸易依赖度很高的国家，所受到的影响将非常深刻。
这个源头在外的影响，并非中国所能想控制就控制的，除非中国能不让美联储，不让日本和欧洲央行放松货币。既然中国管不住人家，结果人家大量货币投放到国际大宗产品市场，投到黄金上，促使石油、铁矿石、农产品等实物价格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不断被推高向上，这种情形之下，中国怎么办呢？中国国内输入产品价格上升之后，导致PPI价格上涨，然后一条线是推动产品成本上涨，并向最终消费物价传达；另一条线也是我以前就说过的，还是一个结构性通胀。食品价格、农产品价格在人口增长而土地资源稀缺，农业生产成本不断递增的背景下，也在不断上升。我们现在的确看到有些炒家进入农产品领域，但如果没有农产品短缺的背景，炒家还会去炒吗？所以，农产品推高CPI价格，大宗产品进口价格上升推高PPI价格，两条线一齐推，往后看，其劲头不是在削减，而是在加强。长期看，中国经济将面临通胀水平不断上升的前景。
以“货币保增长，
财政保稳定”对付通胀
《华夏时报》：我们记得两年前，您就谈到过这个问题，并提出引起争议的政策主张。
王建：2008年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胀紧缩阶段，我表示不应采取紧缩政策。但后来政策终于转向放松，是由于中国经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当时我撰文讨论下半年宏观调控中的若干问题时，就提出一个观点，即中国必须要忍受更高的通胀率。而在通胀和增长之间，必须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在哪里呢？我提出一个公式，经济实际增长率大于等于通胀率。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扣除物价指数之后，物价上升幅度之后的实际增长率如果大于当时的通胀率，那就说明通胀还没有伤害到增长。大家都知道，如果通胀过于激烈，会影响增长，因为那时核算关系，对未来真实利润的预期等等都已经乱了。
人们之所以不喜欢通胀，就是因为通胀妨碍增长。但如果实际增长率高于通胀率，我们应可忍受将通胀率适度放宽。放宽多少合适？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边界，或者我们一般所称之为的生产力可能年增长边界，如果是10%，就能忍受10%的通胀率。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年增长率来看，大约是9.6%，也就是说在10%以内。那么，我们实际上可以忍受10%以内的通胀率，只要控制在低于或等于经济增长率的范围内就可以。因为只有实际经济增长，才能抗御通胀。
有人说现在是负利率了，通胀高了，就应该加息了。但利率提高以后，企业能否承受成本上升压力？那样经济增长是否更加困难？只有实际的经济增长实现了，财富增加了，居民才能实现实际收入的增长，也才有能力对抗通胀。如果有稳定的物价，而经济增长是负的，这样的经济更可怕。
《华夏时报》：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对付通胀？
王建：我的主张是，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
所谓货币保增长，是因为无论是输入型通胀，还是由实体来推动的结构型通胀，都是从成本端向市场传导的。其在发生之前，首先表现为成本上升，从而冲击企业利润。企业为了保持合理的利润，就要向市场释放成本上升压力。这样就导致通胀。那么，我们在安排货币供应量的时候，因为货币供应是等于经济增长率乘以物价上涨率。一般来说，要抑制物价上涨，就要使经济增长率乘以物价上涨率的货币供给量增长率，小于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乘积。
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对货币所形成的需求，如果不能满足，当然一方面会压低物价水平，同时另一方面也会压低经济增长水平。物价的上涨是被动发生的，是输入型通胀和结构型通胀所造成的，而非以央行货币发行量为诱因。因此，货币政策应适应这种情况。
由此分析，我提出货币要保增长的观点。
所谓财政保稳定，是依靠财政转移支付，对那些低收入者，那些最忍受不了通胀的人群，进行补贴。
前两天，我和家人去超市买菜时，非常惊讶地发现，一根不是很大的白菜，售价2.06元人民币。这对于那些吃低保的人群来说，应该说是太贵了。我还发现，人们常吃的速冻水饺，内馅已缩小很多。这显然说明，生产商正试图通过不涨价却降低品质的办法，保住产品成本水平。那么，我们的政策需要获得这样的结果吗？因此，应通过财政补贴，让那些对于物价上涨承受能力差的群体，能够将日子过下去。
在保增长的前提下，我们要容忍更高的通胀率。惟有如此，我们才能保住增长，保住我们创造财富的过程不被中断。这一主张与过去传统的概念都不一样。过去，是货币保稳定，物价上涨是因为货币政策太宽松，所以紧一紧物价就下来了。这是在过去货币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相一致的条件下发生的。
但现在，美国经济走到不得不大量往外放货币的这一步，根本不顾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对应关系了，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货币狂潮，引得世界各国被卷入这个大旋涡。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再想像过去那样有稳定的物价，却已经没有过去那样的客观条件了。除非中国仍是自给自足，外贸占GDP非常小比重的国家，那样可以不依赖国际增长和供给就能够活下去。但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大国，就更不可能。
所以，在输入型通胀背景之下，如果我们要解决国内物价上涨问题，那就必须采取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的经济政策。即通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平衡点，是经济实际增长率大于等于通胀率。
《华夏时报》：您怎样评价央行最近提高准备金率和前几天突然的加息举动？
王建：央行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们应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大概在今年第三季度，我们增加了将近2000亿的外汇储备，但在这三个月中，中国通过外贸顺差，通过FDI所拿进来的正常的外汇，也就占我们外汇储备增加额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因为现在人民币被逼迫升值，大家都预期人民币升值，热钱来得特别多。这是货币政策所必须要加以消解和对冲掉的重要因素。如果用央票的办法，则央行需要付息，这对央行来说是个负担，长期下去也不行。所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这个手段未来还可以继续用。而这次幅度微小的加息更多的应是从民生角度考虑。如果到时候物价还没有得到抑制，我相信央行更多的还是依靠存款准备金率的手段。
不应再幻想
稳定物价水平上保增长
《华夏时报》：您的财政保稳定的政策主张，实行起来是否有相当难度？
王建：我不这么看。我们现在有发放低保的系统，财政拨款只要能够根据物价上涨率按季度调整，或者半年调整一次，也可以。比如在半年时间里，如果物价上涨5个百分点，就把低保水平也提高5%。或者根据恩格尔系数，计算出权重。总之，这只是一些技术性问题。应该说，我们已经有了一套针对低收入人群的管理系统，是可以做到财政保稳定的。而对于一般居民，则可以考虑通过所得税返还等办法来解决。我认为这些都不是太难的问题。
《华夏时报》：您所谓的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是否可以理解为一个长期政策？
王建：我认为，至少在10年之内，世界经济是两低一高的格局，大量的货币不断被投放出来，推高全球的通胀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采取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的政策。否则要想在一个稳定的物价水平基础上保增长，根本没有可能。我们不应再有这种幻想。所以，中国通胀率的最高限度，应低于实际经济增长率。
《华夏时报》：那么，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的节奏与物价上涨预期之间的关系应如何把握？
王建：财政保稳定肯定是滞后的，而通胀在前，并且通胀率总是逐步增长的。那么，我们就应根据这个增长过程不断进行最及时的调节。我认为以半年为单位就可以。因为一般而言，这些年国际价格上涨以后，有半年时间就会传导到PPI上，再有三个月时间，就会传导到CPI上。所以，有任何大的变化，我们一般都可以观察得到。
五中全会后应确认通胀率
与经济增长率均衡点
《华夏时报》：从这个角度看，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与您的政策主张之间，是否会有某种关联？
王建：十二五规划更关注民生，主张从国富走向民富，这个所谓的民富主张如果指的是让全体人民都富裕起来的话，那就不能让一部分人在通胀的影响下受穷。
而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以及调节各个区域发展、促使一些地区有新的增长机会上，和在促进一些产业有新的增长机会上，我觉得十二五规划应该会产生一些好的结果，但关键还要看十二五规划的战略取向如何确定。说一千道一万，现在如果再不推动城市化，或者说即便现在开始启动城市化，中国经济到2013年的那个大底仍然是逃不过去的。从明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有可能出现连续3年的走低。
《华夏时报》：综合来看，您的上述政策主张被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
王建：我认为只要是正确的政策主张，最后都能站住脚。
《华夏时报》：您曾很深入全面地描述了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向，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变化趋势，您一向坚持美国经济可能有二次探底的观点，认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困难很大。而根据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在您看来，宏观政策的选择，会呈现怎样的趋向？
王建：中国经济必须要寻找到一种可持续的健康的增长方式，因为，如果经济蛋糕做不大，则金融坏账、地方财政坏账等等，将都没有着落，就会转变成一场危机。如果我们通过比如我一直强调的城市化的进程，中国经济增长就不会被中断，财富的创造过程就会持续下去。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未来良好的增量，来消除目前存量当中的种种问题。
《华夏时报》：对于未来通胀趋势，您怎么判断？五中全会之后，政策选择会否有新的变化？
王建：现在看来，到今年第四季度，物价水平是持续走高的趋势。前一阵有分析认为，今年8月份是高峰，之后将会走低。我一直在讲，那种判断是错误的。应该是第四季度走高，但全年平均物价涨幅应在3.5%。而明年则很不乐观，肯定会高于今年的3.5%。
2011年，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将走低。在中国，明年我们看到的将是两条曲线。一条是经济增长率下行曲线，另一条是通胀率上行曲线。五中全会以后，明年宏观调控最大的难处，一定是在保增长和防通胀之间，如何寻找到一个合理的均衡点。如果压制通胀，就肯定要妨碍增长；如果要保增长，通胀率将继续上升怎么办？
如果我们还继续坚持按照3%的通胀率去压制通胀，一定会把增长给压制下去。本来增长就在下行，又要压它一头，那就会很麻烦。因此，在短期宏观调控中，一定要关注到这一点。我希望决策层，还有企业界，以及普通百姓，都能接受这个思想，都能有一个心理承受能力，那就是把通胀率放在小于等于经济增长率的尺度上来。这是一个均衡点。如果大家都没有这个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将很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