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中国慈善需要“社会工程师”
王振耀：中国慈善需要“社会工程师” 更新时间：2010-12-7 7:58:42 “我们的慈善事业正从全民动员转型到公民自觉。”在12月5日的2010全民公益启动大会暨全民公益论坛上，王振耀如是表态。王此前是民政部慈善司司长，在今年6月辞去官职，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但这一转型背后，还有一整套慈善体系尚未完善。 在王振耀看来，目前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还面临着几个挑战慈善常态机制尚待建立、慈善组织结构不合理、培训机制和基础设施不健全等。 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论坛期间，王振耀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接受了本报专访。 培育中间力量 《21世纪》：从中国各类基金会的发展趋势来看，呈现出什么特征？ 王行最：2004年以前，基金会都是公募性质的，也是官办基金。那年国家出台了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社会非公募基金的发展，非公募基金从此得到长足的发展，目前公募和非公募大概各占一半。而从趋势来看，以后非公募肯定占主导，也更多元化。 随着公民意识的增强，我认为以后还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草根基金会，范围更小，专业性更强。 《21世纪》：这些年来，民间慈善组织在迅速成长。与有国家背景的慈善组织相比，民间的慈善组织在筹资方面会否较难？ 王振耀：不会。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公众没有足够的捐款渠道，基金会发现不了好的项目，手头有钱也花不出去。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慈善事业本身应该有分工，项目挖掘、筹钱、落实等等都由不同的组织操作。项目的挖掘是要依靠专业的研究机构来完成的，但我们的研究机构数量非常少。 《21世纪》：中国扶贫基金会又是怎么去挖掘项目的呢？ 王行最：我们有专门的类似企业研发的部门关注慈善热点问题。比如我们这几年在跟踪的母婴平安项目、为贫困地区发展生产提供必要资金的小额贷款项目、孤儿问题等等。 《21世纪》：你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做慈善，要将热情转化为制度和机制，需要发达的转化力量，这种转化力量是指什么？ 王振耀：社会工程师。制度出来后，分类、选择、调研、测算成本等等就要靠这股力量。像美国的社会智库就有2000多个，还有更多的相关培训机构，但我们没有转化力量，社会行动力弱。出现问题的时候，社会往往会认为政府没办法，而政府部门则认为大众素质低，最后实际问题都没解决。关键就在于中间的这个结构性缺陷。 透明化的前提是标准体系建设 《21世纪》：不久前，民政部下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做过一个调研显示，慈善透明度是慈善机构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个一直来都被强调的问题为什么还这么严重？ 王振耀：我们叫了很多年要透明化，但执行力、行动力和普及化的能力还很弱。其实很多慈善机构不是不愿意而是不懂怎么做透明化。 我们的慈善组织建设特别是内部结构和程序性建设，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多人做慈善有理念、热情高，但如何把热情转化为程序技术和落实细节，就成问题。 《21世纪》：在慈善管理方面，法律制度是否完善？ 王振耀：法律框架是有了，但不完善。现实的问题是难以进入到操作环节，大家都不研究细节。法律没有定具体怎么做，难以建立详细的透明制度体制。而部门的行政规章或操作规程及标准委员会定的标准等落实环节，非常欠缺。 《21世纪》：在保证慈善透明度方面，中国扶贫基金会是怎么做的？ 王行最：我举个例子，曹德旺先生最近捐了两亿元以资助今年西南旱灾的灾民。这笔捐款我们是怎么透明的？一是过程透明，二是结果透明。 过程透明有两点，一是我把整个项目执行的方案和选择区域的原则，事先跟曹德旺团队沟通。他同意了后，我们开始执行方案。第二，在执行过程中，我们分阶段地告知他们工作的情况：派了多少人，进展程度、碰到什么问题、受到多少投诉，投诉原因、处理结果等等问题都跟他沟通，最后把执行报告给他。 他当时投下两个亿是想达到10万人受益的目标，最后实际人数是9.2万人，这里头是谁、在哪个省哪个村都告诉他，这个就是结果透明。曹德旺捐给扶贫基金会，我们也可以只对他而不对社会公布，但最后还是在网上公示了，投诉处理全有。 作者：叶石界 声明：本频道资讯内容系转引自合作媒体及合作机构，不代表自身观点与立场，建议投资者对此资讯谨慎判断，据此入市，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