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谈点虚的，也算是有感而发，这个感就是看了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室主任朱彤的专访文章《能源体制改革要与能源转型相协调》。朱主任提出的观点是，能源转型的目标和行政手段之间要有效率意识，要考虑持续性、经济性的问题，体制机制与能源转型相互协调，电力系统必须进行改造和重构，引导技术研发和投资方向的转变。这些都是朱主任在长期调研和研究中得到的中肯而扎实的观点。
个人认为能源转型的本质，是能源行业的生产力决定能源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去决定生产力和生产效率。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能源和铁路类似，都是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因为规模效应决定的集中式生产，从而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现代企业一种大生产管理的经营模式。这种生产关系的本质是大集中，大系统，强计划性，强耦合，强约束。
但是能源技术的进步，却在某种程度上走出了另一条路径，2007年左右，“智能电网”概念开始热起来，国内智能电网技术研发和投资，更多的集中在输电环节，比如特高压。国外智能电网的技术研究热点则在配用电领域，比如微电网、虚拟电厂、分布式储能技术等。而10年以后，当电改开始，国外这些配用电领域的技术又逐渐在国内变得热门，并且和国外殊途同归的汇集到“能源互联网”（Internet of Energy）这个主题下，这里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呢？我用一张图去理解：
传统的电网建设，有个比较通俗的说法：“重输、轻配、不管用”，无论是研发投入，还是建设投入，国内的输配环节投入比（输电投入与配电投入之比），可能都高于国外发达国家。最直接的反映就是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格，往往是输电价格高于配电价格。当然现在电网企业也加大了配电网的建设投入，未来几年可能还会维持较高的配网投资额度，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这里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了保证电力系统末端，也就是用户侧供电的安全性，可靠性，除了用大电网的高投入，还有没有别的更有效的技术和业务模式去保障呢？就配网的投资来说，供电可靠性99.9%到99.9999%，小数点以后每增加一个9，很有可能是“一分钱一分货，两毛钱两分货，三块钱三分货”，特别是在现有的电价体系下，并未对更高的供电可靠性收取差异化的电价。这就造成了整个电网的投资强度和技术研发投入是一个倒三角形，从输电、配电到用电逐步减少，也就是用高电压等级的高技术含量、高可靠性成本投入，去对冲低电压等级用电侧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
随着电力系统的末端越来越灵活，分布式电源的布置、分布式储能技术的应用、中低压（及企业）配网的智能化水平提升、灵活负荷控制技术的应用，这些源网荷储的能源互联网技术，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做到线路失电时的短时间自持、快速自愈的能力，以及分布式发电自发自用，满足部分用电需求。
在这种技术趋势下，未来能源互联网在电力系统末端的应用，将会较大程度的降低供电可靠性保障所需的成本，这时候就不需要电力系统在输电网和高电压等级的配网上更多的投资去保障可靠性了。这就是技术进步使得规模经济性，变成了规模不经济，灵活生产方式使得小规模生产的效率超过了大规模生产效率。
说个题外话，马云提的新零售新制造，以及BAT们纷纷投入的工业物联网和行业互联网，本质上也是技术进步使得小批量柔性化灵活制造，在经济性上高于大规模生产，这才是新零售，新制造的技术经济学精要所在吧。
当分布式电源和储能成本极大降低，更高比例的分布式的电源并网以后，甚至对整个电网、电源点（电厂）的生产运行方式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影响，就会像上图的右侧一样，变成一个正三角型，末端足够灵活，配网足够智能，大电网提供基础的支撑服务。
这就是能源技术变革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对能源行业生产关系的冲击。不管原有的生产关系惯性如何巨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原则，中长期来看生产关系只能适应生产力发展，否则就会有新的生产关系去取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能源行业就是能源技术的革新与发展，特别是分布式光伏、储能、配用电一二次融合、电力电子技术应用、能源系统软件化这些能源互联网的技术趋势落地，将会变革现有的能源生产关系。而电力体制改革，本质上也是调整现有的生产关系（如果我们把电力市场建设也看成生产关系调整的一部分），去适应电力行业生产力的发展，即电力系统终端的生产效率的提升，我认为这也是本轮电改和上几轮电改最大的技术经济学差异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