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观晋商之：学徒制度
法眼观晋商之：学徒制度 更新时间：2010-2-5 0:01:06 晋商的学徒制既是晋商人才培养的起点，也是晋商经营制度的基础。在生活节奏相对缓慢的农耕社会中，一个相对的熟人共同体圈子里，晋商的学徒制虽然苛刻，但其向上晋阶攀升的希望始终存在，这是这种今天看来难以立足的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它具有与那个时代相适应的价值，也为今天的商业人才培养提供了某种难得的镜鉴。 一、晋商学徒制的一般内容 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保举考察请入门。当然是那个时候的保举，保举人对所举荐的来“应招”的学徒有习惯上的连带责任。[注1]其要求是：年龄约15~20岁之间，五官端正，仪态大方，家世清白，还要懂礼貌，善珠算，精楷书。掌柜或掌柜委托者对其笔试面试合格后，即择日请进号。学徒尚未进商铺的门就已经被罩在一个关联度极高的行业――相互存在连带关系――的“大网”之中了。学徒们之所以甘愿自投罗网，那是因为网内有比网外更好的前程：学徒期满，就可以跑街、伙计、襄理、协理、经理地一阶一阶升上去，前、钱二途皆光明似锦。 二是培养，这是最重要的内容。首先是基本的日常礼仪培训就大约一年，然后由更年长资深者进行一对一的培养，其艰苦辛勤，那确实可以用“无视基本人权”进行概括。晋商流行的民谚：“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终日伴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观色，唯恐得罪;精于业务，体会精髓;算盘口诀，必须熟练;有客实践，无客默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一旦学成，身股入柜;已有奔头，双亲得慰。”[2]在学徒期，三年、六年甚至十年才能回家探亲一次。 其次，培训的内容还有商业基本技能,如一般记账、理货、甚至当地语言如蒙古语、俄语等;专业技能，茶盐丝绸珠宝货物的专业知识等，钱庄票号的系统的金融知识，如密押、防伪、特殊文字书写等等。 再次，是职业伦理培养教育。即“先做人，后经商”。信关公，拜相与。用关羽那义薄云天、义利分明、义不苟取、信义昭著等品质凝聚商界同仁，教导感染学徒伙计。诚实信用、以义制利、谦恭平和、正直忍让、勤俭吃苦等等优秀品格就在约数年时间里靠前辈师傅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熏陶培养而成。其中，各种禁忌规则很值得关注。这些禁止性规范，大体分三类。语言禁忌：谈吐文雅需读书，那是高要求，无止境，首要的底线是恶语脏字不能出口，冷言冷语得罪人同样禁止，不吉利的话就需要点点滴滴地记住，如请门板，就不能说上门板;行为禁忌，这大体都体现于各家店规之中，书于纸上，挂在厅堂，刻在墙上，大同小异，如不准抽烟喝酒、不准打架闹事，不准夜不归宿……有如军营一般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甚至白天不能练习算盘，这样空打破财运，诸如此类大部分是有道理可讲，有的基本上讲不出什么道理，但就是习惯性的行为禁忌，渐成习俗;由此引发的行业禁忌更具有某种规范商业秩序的价值。一般商铺在录用学徒的实践中往往不录用跳槽者和被其他商号开除的人。此种禁忌的积极作用是，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从业者对商号的忠诚度，同样作为双务契约的对等要求，是商铺也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给出徒的伙计和经理们几乎是最大的经营权力。而且，晋商在遭逢乱世时，一方面对客户承担无限责任。另一方面，晋商对自己的学徒伙计大小掌柜遇到危机时往往是倾力相助，同样担负了“无限责任”。这种民间禁忌的消极作用在今天看来当然是影响甚至危及人才的自由流动，妨碍学徒伙计待遇在竞争中得到提高和改善。 二、晋商学徒制的意义 第一，对经商人才的严格培养，包括职业技能和职业伦理的培训，对晋商的经营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所有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没有这样的培养，商业经营的基本秩序和日常管理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现在接触到今天山西的一些商家，非家族企业中能长期经营的非常之少，主要原因除去资金链被三角或多角债务拖垮折断以外，基本上都会陷入理货保管出纳会计不满意、跳槽、并且带走业务渠道、甚至监守自盗、职务侵占等等的商业伦理缺失的种种麻烦之中，最后总也做不长久，更难做大做强，其中大量普通商业经营中德才兼备的职业人才匮乏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犹如现今大量制造业中最缺的不是工程师，而是训练有素的有职业道德和熟练技术的工人一样，商业队伍中倒不缺少工商管理硕士，即MBA，甚至有人惊呼海归牌的MBA都快过剩了，但却找不到、更留不住大量的普通经营管理者甚至普通的推销员。消费者也同样困惑于商场的售货员和大堂经理怎么都这么不专业?这世界是变化快，但变化并不必然总是带来进步，也许会导致令人沮丧的倒退。 第二，在工业化之前的农耕社会条件下，晋商的学徒制，为山西贫瘠土地上的众多农业人口，示范了一条普通人通往富足幸福的商贾之路。虽然艰辛，但有希望就给人力量，有前途就值得付出。山西在历史上所有皇权王朝时代据说是唯一没有出过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省份，可是一般都认为“历史上山西人性格中确是特别富于外向开拓精神的，内敛自守则居次要地位。”[3]看起来，革命性造反精神不足，但“内敛自守”地过和平富足的日子，是晋商不吝时日培养学徒的目的之一，而“有恒产者有恒心”，经商的人可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不能大贵，但可能大富，退而求其次，若不能大富，总可能中富，哪怕小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西方也曾是数百年前革命时提出的“天赋人权”，这是最正当合理合乎天道法则的基本权利。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学研究，都得出过结论，中产阶层是最厌恶社会动荡的阶层。可以设想，花费十年以上时日学徒经商，原先的致富目的眼看越来越近，他们总是怀着受师傅培养多年，辛苦学商多年，怎么着也该努力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的简单纯粹的想法。但好日子的基本前提是安稳和平，这当然与动荡、造反、革命拉开了距离。这或许也是山西今天所有阶层，各界人士上上下下形成的共识――希望挖掘晋商资源，潜意识中这或能在转型期唤起山西人珍惜往昔晋商传统的地域文化自豪感，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社会矛盾冲突“柔顺剂”的文化基因和人心支柱的准宗教作用? 第三，在晋商不断开拓发展的五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晋商学徒制渐次化育出的诚信务本、技能全面、勤奋灵活的经商教育实践，为社会各行各业最需要的中坚力量的培训或许提供了最典型的案例范本。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教会学徒们经商技能的同时，他们主张道德为先、以义制利,认为经商虽以赢利为目的,但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基,提倡生财有道、见利思义,反对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由此看到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与商人之“重利”行为的和谐结合,以及这种结合在他们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制度方面所刻出的印迹。千年易过，而人性不变。人才的培养依然需要这样从源头开始，挑选有兴趣且适用之人，哪怕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也是非常正当的基本人性。不求速成要踏实地学习实用的技能，即使为了盈利也要有基本的可持续目光，而为了这个可持续的盈利目标，也不可以急功近利，藏奸耍滑，不必有多艰深的道德高论，世俗的功利也能熏陶出延续五个世纪的明清晋商，那跨越两个王朝的诚信享誉全球，成为真正的金字招牌。 三、晋商学徒制的启示 学徒制的结果有致富的示范效应，有亲朋乡缘的联保网络作用，也有宗亲甚至到年老后的保障作用，更有为晋商薪火相传的直接目的。但是为了目的可以不顾一切么?这可能是晋商学徒制有如父权制度下恶劣的婆媳关系那样，有经不住追问的地方。 其一，基本人权在学徒过程中不容践踏，哪怕践踏的主体是学徒的至亲长者，他们的尊严、他们的休息权、他们的人身自由，那些给师傅倒夜壶、点烟锅、罚跪之类的体现人身依附的做派，不论在什么年代都是不能被允许，更不能倡导。师傅不能像“三十年媳妇熬成婆”那样“我受过的苦，要让徒弟一样受受”才心理平衡，这轻则是糊涂观念，重则是长久受虐的变态反应。 其二，晋商学徒制体现出的对约定俗成的遵守，令今天的中国大陆人肃然起敬!那是五百年晋商把习惯的惯例化作了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有如世界上第一个宪政国家英国，虽然至今连一部叫做“联合王国宪法”的法律都没有，但谁能否认它宪政国家的地位呢?我们一个甲子以来堂而皇之地颁布过四、五部宪法或类似的共同纲领，但如果有人敢自夸说我们是个依照宪法治理的宪政国家，定会让明白真相的人们晕得找不着北了。 其三，晋商学徒制的连带责任应该有限。晋商东家对客户的无限责任也已经不适应清末的纷乱世道。在牺牲自己一部分，可以保全他人时，其牺牲有利他的崇高精神在其中，但牺牲自己全部都没有作用时，这种牺牲必将是无谓的。特别在社会变动频发的中国清末民初时期，晋商还死守无限责任的窠臼，牺牲的就不仅是优秀的学徒的前程，也无限地葬送了晋商这个阶层和金字招牌。郎咸平先生曾讴歌晋商的无限责任为现代的“信托责任”[4]，但凡事皆有度，今天强调“无限责任”，除了商业竞争中“道德杀手锏”的作用外，我们不该看好这种抢占道德高地的手段，尽管它看起来很美。若真的操作起来，到后来，就像那不会游泳的人，在看到有人掉到河里时，不假思索也跟着跳下河一样，不仅不能救人，还搭上了自己，甚至影响了他人救人，是多输的局面。显然，作为经济学家，过于强调道德时，就很容易忽略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了。也违背了法律的基本底线――学徒、伙计、东家、股东、掌柜也都有基本权利要维护。 [1]这种保举制度就是所谓“同人保证”的铺保制度,或曰担保人制度。往往立有字据，内容基本就是：今保得某某在贵号学习商业,除照常安分服务外,如有营私舞弊,盗弄银钱及私行逃走情事,保人愿完全负责,此证。某某商号台照 介绍人：某某 保证人：某某商号某某 某年某月某日 [2]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 [3]程人乾：《山西人的性格解读》，《山西文学》2003年第9期。 [4]郎咸平：《晋商为什么能成功》，《东方企业文化》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