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普斯：草根创新对国家全面繁荣的重要性
费尔普斯：草根创新对国家全面繁荣的重要性 MBAChina 2013年最具开创性的学术巅峰对话在各方热切关注中开启大幕。3月18日，由来自中美两国的新华都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三大学术机构联手主办，《北大商业评论》杂志社承办的首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在北京香格里拉酒店举行。
峰会上，2006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新华都商学院院长Edmund S.Phelps进行了主题演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中国在不断增加良好的工作机会数目，并且在不断提高工资水平，相对美国和欧洲来讲有更大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自然就再创造体面工作和提高工资水平方面取得非常大的进步。当然，中国现在正在不断的来开发一些新的政策举措，希望能够来推动整个国家向这些目标所发展。
那么关于接下来的一些战略方面，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工作机会的创造，这个策略就是鼓励一些企业家开一些新工厂和办事处，主要是在沿海地区为工人创造工作机会，尤其是在内陆地区严重缺乏的劳动力。这部分战略实际已经上得到延伸。通过内陆地区来创造商业机会，但是看来这个策略实际上不可能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给每个人都带来工作机会的。那么新的一些生产活动越来越多的远离了沿海地区，以及水岸，那么这些生产制造商也逐渐向内陆地区拓展，主要是由于他们遇到越来越高的成本方面的压力。除此以外，很多产出的产品开始向国外销售，国内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购买全部的产品，这就自然驱动了价格下降。同时，一些新的业务逐渐形成，自然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拓展方面的停滞。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资，中国人都明白，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讲，他们的工资水平相对比较高，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一些更高水平的生产力，也是希望能够获得与美国和欧洲一样水平的技术。这里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总体的因素，生产率，主要要素是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水平角度，在中国还是比较低的。之所以低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商业街暂时还没有完全获得整体的西方国家使用的整体技术。中国人是非常了解这一点的，所以中国策略的另外一部分就是技术，中国非常努力的来将海外的技术转移到国内经济当中，不断的追赶美国的技术。那么在七十年代之后，美国创新开始减缓之后，这种追赶显得更加简单了。当然美国的整体经济以及创新发展速度相对比较慢一些。
中国的技术这方面的策略，也是通过进一步的将其他技术转移到海外来实现拓展和延伸。但是整个拓展也不会走的特别远，因为带到中国来的这一系列技术，最初是比较多的，那么现在这个技术逐渐变得越来越少了，剩下一部分技术可能是非常强大，但是美国公司以及政府却使得中国非常难获得美国现有的技术。那么中国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将工资以及生产力水平提高到像西方一样最高的水平呢？可能我们会觉得有一种方法，将公司水平提高到像西方一样，那自然要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将这个水平提高到超越西方的水平，从而来抵消技术方面的优势。但是经过一些统计方面的分析，像Richo Bojilov和我一起都做了这些研究，而且我们与Gylfi Zogea一起合作做的研究，并没有展示出类似的教育方面的成就。我们是在06、07年做的这项研究。
当然我们考虑到了这些创新要么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生产力的提高，或者能给我们带来工作满意度方面的提升。这是我们需要事先了解的一点，比如说像前苏联，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教育实现一些目标，同时美国却是通过新的产品和技术来实现。但是俄国的博士都是研究数学和物理方面，但是现在他们却在开出租车，很显然他们没有提高俄国的生产力。中国促进经济发展是通过不断提高家庭收入和财富来实现。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消费者需求，使得企业能够来响应这一变化，逐渐将自己产出的产品从出口转向国内消费。但是这种对于家庭消费的刺激并没有非常明显的来增加生产率，或者其他的优势。当然，除了能提高一些消费。那么德国，也是继续的把注意力放在出口上，看起来问题并不是非常大，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他们有低的税费，从而促进消费需求，并没有出现其他的效果，可能我们就会思考，在这种将中国转为消费者社会背后的热情的原因是什么？
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一切都表明，中国企业家将会找到新的技术，将中国技术水平提高到西方的水准当中去。我并不会说这不会发生，可能这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们先要回到刚才提出的问题，我们有必要说这种标准的经济学实际上是与这种信念相对的。由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一项原理表明，世界上的科学法，很可能造成商业应用的可能性，那么对于熊彼特式的企业家，他们需要不断的驱动业务方面的经验来开发新的技术，或者说是生产的方法，使一切成为可能，或者说是在经济之外的一项科学发现，那么这项理论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的一些企业家不能够基于一些基本的科学原理来进行技术方面的发展。但是这项理论并没有说中国的企业家不能自己寻找到新的技术，但实际上很多中国企业家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很好的创新。
对于熊彼特本人，他也是否认了企业家真正具有自身创造力的。那么对于一些企业家来讲，自己创造出新的技术，通常是通过自己的日常工作来总结的经验，由德里克·菲亚特的理论来看，他也是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商业人士，通过这些实践的常识，在很多机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会发现一些新的产品机会，可能对于市场并不是完美的，这些企业家不断的适应这些市场，给我们带来更高的效率，但是海耶克斯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他没有把所有希望放在一个国家所有的企业家身上，通过识别经济当中的效率低下的部分，通过这种识别可以实现生产率的三倍，甚至两倍增长。在缺少创新资源的同时，这种提高生产率的方法可以帮助一个国家的发展，但是不能带来持续性的技术进步。特别是一些不断寻求工作效率的企业家来讲。
那么对于中国技术来讲，如何追赶西方呢？或者与西方保持接近？有人说，答案是真正的使用科学家的智慧，对一些小国家来讲，可能这些方法并不是很好的方法，你可以想象一下厄瓜多尔这样的国家，他的科学家到底如何驱动这个国家的发展？这种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对于中国已经拥有非常多的科学家，中国企业还有政府能够获取足够的科学人才进行一些基础性革新，使得这种商业创新成为可能。就好像是美国的企业以及政府能充分利用他们的科技人才。
在美国利用科学家还有企业家才能方面是做的非常不错的，中国也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但是在科学家之间，我们知道一个社会中科学家的人数不会特别多，他们一方面要做科研，另外一方面还有教学的任务，还有一些时间要用来进行科技研发方面的创新，所以一方面科学家的人数不是特别多，另外他们可以对基本的用于商业应用方面的研究时间也不会特别多。新的产品和方法的主要来源，也就是如何来追赶西方的生产率，我觉得应该是来自中国的企业家，这些新一代的成功的企业家。一般的人可能不具备足够的想象力或者创造力来实现这种原创性，但是一旦这些人在商界站稳了脚跟，他们就可以创造一些新的产品和好的想法，而且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给出自己的洞见，看哪些创意在市场上会获得成功。
那么中国怎么样来组织它的经济？怎么样来激励并且选择它的企业家来推动创新？这就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可能有些复杂，在国企这个领域，国企的经理人或者领导，可能并不是基于商业洞见来选拔或者提升的，当然如果这些业绩良好的国企能够对技术进步和创新进行投资，当然对整个国家都是有好处的。比方说，在金融的行业怎么样来发现有成功潜力的商机进行融资。那这样对于新的产品和方法的推进都是有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在这种私营领域，很多私营企业的老板，他们通过他们的成功已经证实了自身是有勇有谋的人，尤其小型公司的CEO，可能他们并没有技术上的非常高深的知识来购买新的技术，所以对于私营领域来说，他们的瓶颈就是技术上的知识。那在国有企业这个领域，前面说的主要问题是商业上的判断，而私营企业这部分主要问题是技术上的洞察。
还有一种更糟糕的情况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金融体系的能力不够。也就是说，他们在选择哪一些商业计划适宜投资方面，这方面的能力还不够。在对国有企业的融资这方面，毫无疑问，对国企的这种资金的分配不一定总是分配到了最具有生产力的领域和企业，而对这些私营企业的融资，我想很关键一点就是必须有一些专业上的洞见，但是事实上，这些决定基本上是基于个人的关系。
那么中国是不是像我刚才分析的这种情况呢？是不是在本土创新方面正在进步呢？我们是不是正在实现一个很好的本土创新的步伐呢？
前面讲的全要素生产率，他的增长率就是抛出了人力资本和资本投入的增长。在1990年代的时候，这个阶段是比较高的，随后就下降了，然后又恢复了它的增长速度，在2000年中期，现在看起来比前面两个高峰阶段要慢了不少，根据最新的数据，在11年这个全要素增长率是2.2%，这个数据是来自美国一个会议组织，我也记得在其他地方看过一些数据，比方说Jams教授也给过相关研究，也表示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是下降的。那么Gylfi Zogea估计这种增长率，我前面也说了，希望大家能猜出这个估计的最终数据，根据这个估计，这个进步速度是在5%左右，当然这是一个初步的数据，我在这里就不仔细讨论这个数据了，因为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数据。但这个数据一窝开始的预期要高一些，也比刚才讲的美国的董事局给的数据要高一些，当然还需要验证。
这个5%全要素增长率，可能大部分是来自哈耶克的改造。比方说是由于对全球这种基础设施改造带来的结果。在这个改造之外才是来自本土的创新。今天上午我们也对于如何改善生产力做了一些探讨。还有人说，这5%的改善主要是来自基础设施的改善，跑开这些之外才是本土创新的因素。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中国不仅有能力进行自主创新，而且现在自主创新已经发生的一段时间了。
几分钟之前我讲到光靠教育是不能完成推进中国生产率提升的任务的，现在我想再说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我本人的研究中，大家可能听说过，就叫做Edmund S.Phelps模式，就是教育可以促使潜在的用户对新产品新方法能有一个更好的接受度，从而使这些产品更容易推行到市场上。教育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创新，我们研究中对这一方面做了探讨，比如说你不需要考虑对环境的污染。教育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新的现象，是一个论文，教育从另外一个层面创新，Richo Bojilov也做了一些研究，根据他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个结果就是企业家受的教育程度提升的话，比方说大学生的水平，这样就可以大量显著的改善这些企业家进行创业的成功率，我觉得这个论点是非常迷人的。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提供更好的教育，尤其是给企业家提供高质量的教育，那么这个回报，比方创新数率方面的回报就会得到大大的提升。
本土创新要求更多企业家引领企业向着前沿创新来努力，这也要求更多的老牌企业能够分配出更多的人力资源投入这种边缘的创新，那么商学院就可以帮助下一代企业变得更加有创新性。
那么大家会问，这种经济所涉及的大量投资，是否可以产生足够的回报呢？我有两个答案，首先就是肯定会有积极的回报的，但是我的答案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如果我们经济中有更多新的项目是创新性的项目，那我们经济就会越来越也活力，而且如果有越来越多人对这样的项目有需求，就会有越来越多人来提供这样创新型的木。而且如果一个国家参与新产品和新方法的项目，它的就业率也会大大提升。所以即便短期的回报不是特别高的话，但是它对就业产生的积极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对生产率的提升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即便它的成本会有点高。
第二个方面就是中国企业向着新型组织方面过渡的过程中，会使中国的这些就业有越来越多的是面向智力的刺激，越来越多企业是倾向于解决问题型的企业，这样的一种转变，就会使中国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现在这种系统，在过去，1980年代，1990年代已经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条件，而且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但是我的第二点想强调的是，要获得真正的成功，这样一个体系，这种资本主义的体系，关注企业家的体系，他们能够实现的不仅仅是制造产品，更重要的一个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