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达顿商学院院长：美政府限制华为中兴很合理
美国达顿商学院院长：美政府限制华为中兴很合理 MBAChina 导读：它坐落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身处弗吉尼亚大学充满文化与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大学校园内。它们如何融合身临其境的学习环境，又如何缔造独一无二的学习体验？达顿商学院，这所全球首屈一指的商科学院，为何在工商管理及行政教育等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它的案例教学法怎样诠解各个行业与各个国家发生的商业实战问题，培养出色且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他怎么看有人评价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如何理解美国政府阻止华为中兴进入美国市场？
本期《问答商学院》专访达顿商学院院长罗伯特·布鲁纳先生，敬请关注！
第一节 罗伯特·布鲁纳：帮助领导者建立与世界沟通的能力
记者：能否先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以及达顿商学院？
罗伯特·布鲁纳：我是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院长，我已经担任院长职位8年，这是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的第31年。达顿商学院是美国最知名的商学院之一，创立于1955年，因其发展商界领导人的能力而备受尊崇。达顿商学院属于弗吉尼亚大学的一部分，我们大学也是全美最历史悠久和受尊敬的大学之一，在1819年由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作者托马斯?杰斐逊创办。因此这所大学拥有深厚的历史以及追求公共利益的领导力传统。
记者：您担任达顿商学院的教授已经21年，其中8年时间出任院长，您在管理学教育方面致力创新，能否谈谈您在达顿的管理方面最有价值的创新改革？
罗伯特·布鲁纳：我认为我们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改善课程，让学生们变得更强大更具影响力。我们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首先，专注于教学的方式，我们采用的是案例教学；第二，专注于全球化，培养国际商务领域的领导者；第三，专注于好好利用科学技术，这些技术可以帮助我们的课室连接全球各地的求学者，也可以帮助将全世界带到我们的课室。
记者：您在耶鲁大学学习的是文学专业，这段大学的经历对您在金融和管理上的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罗伯特·布鲁纳：文学和人文科学的学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帮助建立广泛的管理，帮助领导者建立一种与世界大部分人沟通联系的能力，包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因此，熟悉文学和文化是非常有帮助作用的。
第二节 罗伯特·布鲁纳：达顿商学院以培养总经理著称
记者：北大国际商学院院长杨壮曾说，办商学院，搞市场，就是搞人文。您对于杨教授的观点有何看法？
罗伯特·布鲁纳：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们所处的业务是帮助学生们增加知识，例如名字、日期和方程式，还包括帮助他们提高技术以及最终的是帮助提高他们的智慧。因此，知识、技术和智慧这三点是优秀教育的基础。当我们谈论深化学生的人性，我们指的是提高智慧以及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作出正确决定的能力。
记者：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教学模式与达顿商学院有何不同？达顿进行了哪些创新？
罗伯特·布鲁纳：我非常了解哈佛商学院，它对我有着深厚的影响，因为我曾在那里学习过7年。不过我们的课程非常不一样，这种差别源于两所商学院规模上的不同。每一个毕业班我们大约招收320名学生，哈佛商学院的规模是达顿的3到4倍。学院规模的不同导致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教职员之间互动程度的不同。例如，我们深入引导学生的学习体验，我们不仅考虑他们在课室的参与度，还关注他们在学习团队里相互配合的程度，他们在课外俱乐部的表现，他们在学校期间实现的文化发展，以及他们参与我们在课程中呈现的各种想法的方式。我们是引导学生的学习体验方面的冠军，我认为这就是使达顿商学院如此特别的原因。我也非常尊重世界上其他著名的商学院，不过达顿与众不同，它的不同之处在于与学生学习体验结合的方式。
记者：达顿与中国一些商学院建立了合作，中国很多商学院起步时间不长，您对于他们的发展有何看法？
罗伯特·布鲁纳：中国的商学院是非常有前途的，他们正在建立强大的优势，我非常尊重他们。我们只是和世界上几所商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在中国建立的合作是最宝贵的。事实上，要成为世界级的商学院不仅在于科研信誉、教学人员，虽然这些也很重要，不过更在于其所吸引的学生的优秀程度，以及他们在毕业之后去往何处。达顿的特别之处在于其能够吸引全球各地的优秀学生，并且带给他们非常深入的学习体验，最后让他们进入自己渴望的企业，这些企业将成为他们职业生涯的良好开端。
记者：在达顿的毕业生中，做企业和做金融的比例各占多少？
罗伯特·布鲁纳：在我们的毕业生中，大约四分之一从事金融行业，有的加入华尔街、伦敦、法兰克福、新加坡和上海的主要投资银行，其他金融毕业生从事私人财富管理、销售和交易，其他一些金融学生加入全球领先的企业以及财政部门。所有这些都是金融行业职业生涯的美好起点。
其他的学生进入咨询、市场营销行业，他们将加入优秀企业的领导人才培养项目；部分学生决定在毕业后创办自己的企业，他们成为了创业者，这也将是不错的经历。我们是一家以培养总经理著称的商学院，他们今后将成为企业的领导者。
我们对此感到非常自豪，不过事实是，各位毕业生必须首先在自己的岗位上从功能性角色做起，不过逐渐地他们将承担起总经理的职责。
第三节 罗伯特·布鲁纳：美国的经济复苏情况仍然不够强劲
记者：目前来看，美国经济正逐步复苏，08年金融危机时，您曾对美国经济短期悲观，5年过去了，您如何看待美国经济现状？
罗伯特·布鲁纳：美国经济的现状谨慎乐观，困难之处在于美国经济现在的年增长率为2%，虽然也是属于增长，我们也对此满意，不过我们希望该速度能够提高，从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令更多人有工可做，直到就业岗位恢复，那些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而失去的就业岗位。
美国的复苏情况不够强劲，不过只要我们坚持当前的道路，到2017、2018或者2020美国经济将基本上复苏至全面就业。因此，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只是希望速度能快一点。
同时，美国经济的部分行业将继续实现增长，例如能源、医疗卫生、传媒娱乐是美国经济中增速超过平均水平的三个行业。我们希望成为中国及其世界其他国家越来越好的贸易伙伴，不过希望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快一点。
记者：日本自经济泡沫破裂以来持续低迷了20年，欧洲仍然处于危机之中，为什么美国经济复苏的时间快于其他国家？
罗伯特·布鲁纳：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之所以更快，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央行非常积极地干预以及金融行业的形势突然好转。金融行业的危机短暂但较为深入，不幸地是损失扩散到了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这意味着美国经济的各个行业都需要复苏。
相反，在日本，当局并不愿意迅速采取解决办法，很多银行仍然继续运作，而没有首先重新建立他们的资本基础，银行并没有足够自律地注销坏账，因此日本的私营部门不能实现自我净化，摆脱因为日本增长模式崩溃而导致的大量亏损。
欧洲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非常不愿意分摊损失，部分原因在于多个欧盟成员国内严重的政治不稳定性。
我们知道欧洲的失业率高企，迅速承担损失意味着失去很多工作岗位，从政治上看，这在欧洲是不可接受的。结果是，这使得欧洲和德国从危机中复苏的时间比美国长很多。
第四节 罗伯特·布鲁纳：中国目前不需要担心“中等收入陷阱”
记者：有人评价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请问您怎么看待“中等收入陷阱”？您认为中国是否陷入其中？
罗伯特·布鲁纳：我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这样一个困难的局面：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在经过一段大幅增长的时期后发现，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要求更多进口产品，要求更多物质享受，其结果是需要调整该经济体的发展重点；通常在对经济体的发展重点进行调整后，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放缓。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目前不需要担心“中等收入陷阱”。我的观点是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将继续保持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
记者：对于其他经济体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您有没有什么建议？例如日本、阿根廷。
罗伯特·布鲁纳：其他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以及国家政府趋于干预市场的自然运作。阿根廷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全国经济由中央政府占主导地位，越来越依赖于政府政策去促进全面就业，而不是依靠经济的自然增长。委内瑞拉是另一个例子，更为极端的例子。的确，在短时间内政府干预的确能够提升就业，使选民感到满意并且促进经济增长，不过正如我们从一个个案例中看到的， 这种政府干预从长期看是不可持续的。这也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这些国家应该放松对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私营部门更加快速地增长。
第五节 罗伯特·布鲁纳：文化与价值观不同并购就难以成功
记者：您看过许多成功或失败的并购案例，去年，中国企业也进行了很多海外并购，并购中高溢价现象突出，但高溢价并不能保证并购成功，部分中国企业最终以失败告终，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
罗伯特·布鲁纳：在收购、合并交易中，如果买家能够创造一些协同效应、提高价值，这可以证明高溢价是合理的。
例如在跨境并购交易中，这种价值提高可能来自于专业知识、商业实践的转移，以及知识产权的转让，例如专利和发明。
在这些情况，并购交易的价值增长可能比较高，因而支付溢价是合理的。
在另一种情况，正如我们以往看到的，有些跨境并购交易的原因只是希望使企业规模更大，增长速度更快，或者是要证明自己的企业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通常，这种类型的交易之后都会产生令人失望的结果，甚至导致企业关闭。
记者：如果要成功达成一笔并购交易，您认为关键因素是什么？
罗伯特·布鲁纳：成功的并购交易取决于三方面：首先，交易必须创造经济价值；第二，交易必须具有战略合理性；第三，交易必须在组织价格方面具有合理性。下面让我对这三点进行详细介绍。
创造经济价值意味着交易实现的回报应高于买家公司付出的成本。每家公司都有设定了资金成本，这是实现公司老板的预期回报所需的成本。因此这是基准指数，是一种测试，测试这宗交易的价值创造程度。
第二个要求是战略合理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测试，可以避免机会主义或者是对扩大公司规模的渴望；要实现战略合理性，该交易必须能使企业更加强大，或者必须挑战公司的弱点，加强公司的弱点，这些都是战略合理性的例子。
第三，结构合理性意味着两家公司的合并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他们具有文化相似性，相同的价值观以及相同的前景；有可能的情况是，两家公司都注重创业，或者都注重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文化和价值观非常不同的企业将发现难以实现并购的成功。
第六节 罗伯特?布鲁纳：美国政府限制华为中兴进入是合理的
记者：在中国PE行业投资项目的退出方式上，随着IPO监管越来越严格，本土PE开始看好并购退出，美国在并购退出上经验丰富，您觉得中美两国市场有什么差别？
罗伯特·布鲁纳：差别源于两个市场的增长速度不同，如果增长速度较高，高市盈率也是合理的，相反你将发现较低的市盈率。
美国经济非常成熟，规模非常大，其中部分行业的增长速度非常快。总的来看，美国经济像成熟经济体一样缓慢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体还年轻，未来将实现多年高速增长。因此，中国及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愿意支付较高价格购买中国企业的股票也是合理的。
记者：华为等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方面遭遇到障碍，您对此怎么看？
罗伯特·布鲁纳：政府干预成为了并购交易的障碍，这是政治的原因而非经济。
不过，我认为排除国外的买家来购买国内的企业，这个决定从国家安全或者国家主权利益的角度看是合理的，基于对中国深层价值的担忧而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合理的。
下面我会举一些美国的例子。我们以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多次否决对具有多重身份的企业的并购请求，例如国防承包商或者港口运营商。例如，最近有一宗商议的并购交易未能成功，因为政府拒绝同意美国主要港口的运营商被收购。在其他情况，航空公司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心。
最后，大型传媒通道的运营商，例如广播商，担忧可能在于国际并购者可能利用电波作为推广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的传媒渠道。这些类型的案例遍布全球，很多国家的限制更加严格，例如限制收购自然资源，限制向银行投资。
事实上，在很多国家，要收购各行各业的大型国内企业的大部分股权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源于国家领导人的一个基本观点，如果这些并购交易不发生，那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处于商业世界，应该持务实的观点并且知道这些障碍是存在的。尽管如此，但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去高效和实事求是地进行应对。
跨境贸易能够为国家带来利益，这也是正确的，跨境贸易可以提高企业或者行业的效率，或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效率。因此，有时候要让国家同意外国并购者进入该国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我们最近看到印度允许沃尔玛进入该国的零售行业，沃尔玛承诺在印度以较低的价格销售食品，因为该公司的供应链非常高效。
不过，这引发了一些政治争议，因为当地的零售商的业务因为这家大型国际企业的进入而受到威胁。因此，该国的领导人需要审慎考虑，什么才是最符合本国利益。排除外国并购者的行为并非总是最符合国家利益，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第七节 罗伯特·布鲁纳：企业价值的最重要推动力量是增长率
记者：从投资角度看，您觉得一个企业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罗伯特·布鲁纳：企业价值的最重要推动力量是增长率，如果你可以展望未来，预期获得高增长率，或者找到实现高增长率的理由，你会发现自己愿意向这家公司投资更多。
第二个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利润率，企业主通过这一点获得企业运营的净利益。因此更高的增长率以及利润率是企业价值的第一和第二推动力量。
记者：现在中国的企业家越来越多，达顿商学院通过那些途径帮助学生创业？
罗伯特·布鲁纳：达顿商学院通过多方面努力帮助学生创办自己的业务。我们发现很多学生来到达顿的原因是希望将来开创自己的企业。
学生们来到达顿之后，我在会议厅和他们见面，问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希望未来自己创业，基本上所有学生都举起手来。我们运营全球商学院中最好的创业中心之一，该中心获得了本校其中一位全球最著名的企业家的资助。
这个中心非常优秀，提供许多课程，帮助学生们了解如何创办企业以及如何运营，我们提供各种资源，例如与投资者、风投资本家的联系，我们提供很多与成功创业者的联系。
我们以孵化的形式运营很多小型企业，各个学生团队可以创办自己的企业，并获得融资支持。他们可以获得一定的实体空间，用来打造他们的原始产品或服务的原型。他们可以撰写商业计划，利用自己的时间来搜索首批投资者和顾客。
所有这些在创业过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的学生已经获得了各种经验，这是他们在达顿学习过程中获得的最具意义的东西。近几年，我们通过孵化器创办了接近60家公司，令人惊讶的是，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企业仍然在营业。大家都知道，在创业者和初创企业当中，失败率是非常高的。当学生在达顿商学院创业，成功率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