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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充男子入室盗窃无果，铝合金窗户也不放过2、“获得世界级金牌177枚”这座人口不足70万的小城，有人为速滑事业“抛家舍命”3、朱西甯笔下的市井人心
南充男子入室盗窃无果，铝合金窗户也不放过
小案件关乎大民生，一些侵财盗抢骗案件虽然案值不大，但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成为影响群众安全感的治安痛点。西充公安牢固树立“大案不放过，小案不放松”的理念，筑起“破小案护民生”的坚强防线，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3月23日上午，西充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寻踪觅迹，成功破获1起入室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谭某。
▲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
“警察同志，我家进了小偷，窗户玻璃被取走了，玻璃碎了一地，太可怕了，你们快来啊。”2月下旬，110指挥中心接到一群众报警求助。接到出警指令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
到达现场后，民警立即进行现场勘查，并对周围居民摸排走访，同时调取周边监控展开分析研判。
很快， 一名曾因盗窃被判处刑罚的前科人员谭某进入警方视线。但因谭某一直居无定所，且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要抓获其归案不是一件易事。为尽快破案，刑侦大队与情报、网安等部门多警种联动，通过缜密侦查、不懈努力，最终将犯罪嫌疑人谭某抓获。
在大量证据面前，谭某交代了在西充县城某小区居民屋内盗窃铝合金门窗的犯罪事实。原来，谭某一直游手好闲，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拮据的他总想找机会偷东西换钱。当天，在县城东门桥附近晃荡的谭某潜入附近一小区的居民家中，他四处搜寻发现没有东西可偷后，不甘心“两手空空”的他便将卧室的铝合金窗户取下，敲碎玻璃，将边框偷走卖给废旧品收购站。
▲犯罪嫌疑人指认作案现场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虽然你盗窃的物品价值不高，但入室盗窃严重威胁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触犯了刑法，这一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民警这样对懊悔不已的谭某说道。
目前，谭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西充公安提醒您
做好入室盗窃防范工作
要注意以下几点
1、无论是高档小区，还是普通住房，务必要安装防盗门和安防等级较高的防盗锁，窗户要安装坚固的防盗窗栅，窗栅选材要注意厚度和硬度；
2、大额现金切忌存放于家中，要及时存入银行，有临时需要存放的贵重物品，要分散存放于隐匿地点；
3、养成随手关门的好习惯，出门即使时间再短也要用钥匙反锁窗户、房门以及阳台门，夜间关窗和开启房门小锁。防止各类闲杂人员骗门入室，窥探虚实，伺机作案；如遇收费、检修、查表、查线、安装、快递等人员，要提高警惕、辨别真伪，必要时要与其单位联系求证；
4、发现被盗后，要第一时间报警，注意保护好现场，减少踩踏、减少触摸。发现小偷正在行窃时，应保持清醒头脑，切忌大呼小叫、和窃贼硬拼，防止行窃者狗急跳墙，造成更大的伤害，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应迅速报警，若来不及报警可就近求助邻居抓获现行。
来源：西充公安
“获得世界级金牌177枚”这座人口不足70万的小城，有人为速滑事业“抛家舍命”
2月12日下午，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体育中心室内冰场，有些微凉。
四个孩子压低身子，左脚贴着起跑线，右脚微微倾斜——出发指令一响，蹬动冰刀，直到由奔跑变为滑行。另一些孩子在内圈，呼喊着队友名字。在接棒的一瞬，被队友推送，完成一圈接力。然后，是下一圈。
速滑服单薄，比赛过后这些8到12岁的孩子，吸溜着鼻子。“不管是第一棒、第二棒、第三棒，还是第四棒，你们全都是主力”，七台河市少儿短道速滑业余体校（以下简称业余体校）重点班教练李国锋说。
七台河，这座人口不足70万的小城，被称为“冬奥冠军之乡”——先后培养输送了张杰、杨扬、王濛、孙琳琳、范可新等10名冬奥会和世界冠军，获得世界级金牌177枚、国家级金牌535枚，16次打破世界纪录。
北纬45度的地理位置，《七台河市志》记载的历年极端最低气温达零下39.2摄氏度。七台河教育局体卫艺科科长李俊峰说，找块冰面打出溜滑，是当地孩子冬季里的日常。
冬日的严寒，并非七台河独有——在开展短道速滑运动的地利背后，是一场跨越时代和自下而上培养输送体系间的接力。
2月12日，七台河市少儿短道速滑业余体校重点班的孩子，在参加一场接力。新京报记者 徐雪飞 摄
冰场边上的庆余公园
七台河市学府街上的庆余公园并不大，长537米，宽22.2米。公园紧挨着体育中心，步行到冰场，只要两三分钟。皑皑白雪中，公园里一组三人的雕像格外醒目：穿着冰刀，弯着身子，望向冰场。当地人隋大哥说，公园是为了纪念孟庆余而建的。
如果孟庆余还活着，今年已71岁。
在身边人拼凑的记忆碎片中，他个儿不高，身子壮实，不太爱说话。在冰面上滑行时，头发飘逸。四五十岁指导学生时，也常单脚站在冰场，“你看我多轻松，你看我多潇洒，你看我多稳”。
1969年，知青孟庆余来到七台河，当起了井下采煤工人。1972年，作为一名滑冰爱好者，孟庆余代表七台河参加合江地区冰上运动会，夺得3项冠军。两年后，他被调到七台河市体委组建滑冰队并任教练。
在矿上，孟庆余办事认真，又有些“一根筋”，人称“蒙子”。
七台河市体育局三级调研员王宏斌，曾是七台河市体委田径教练，同孟庆余共事多年。有件事他记得清楚，当时条件艰苦，孟庆余跑去找领导，要求提高运动员的补助标准。但在领导批准后，他又主动提出，“不需要那么多，提高一点点就行。”
1978年，孟庆余同妻子韩平云结婚。他对速滑教学的执着，让韩平云觉得“不可思议”。
老式冰刀鞋子柔软，脚踝晃荡，不好蹬冰，孟庆余用胶布把鞋子粘得邦硬；朋友送了面写有夫妻二人名字的镜子，“调济清平乐彩云，劳动喜庆唱有余”，他把学生叫到家里，对着镜子练习动作；他甚至还把留着打家具的昂贵木材红松，改装成训练用的滑板。
彼时，七台河还没有室内冰场，上冰时间短。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孟庆余带学生到哈尔滨冰上基地训练。
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只有每月单位财务结账时，孟庆余才回来待一两天。有时他回家连招呼都不打，白天去队员家里家访，晚上才回家。
孟庆余甚至提过离婚，让韩平云不要改嫁，等着他。韩平云声音沙哑，哽咽着抽出纸巾擦泪，“为了速滑事业，这种事情他都想得出来。”
2月14日，谈起丈夫孟庆余，韩平云眼里闪着泪花。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这份很难被理解的坚持，迎来了回报。
1991年，学生张杰在第15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上获得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冠军。2002年，王濛参加世界青年锦标赛，获得女子500米冠军。同年，杨扬夺得冬奥会女子短道速滑500米比赛金牌，成为中国首位冬奥会冠军……
每场比赛只有一个冠军。除了挑选“好苗子”，第一代教练孟庆余也在培养接班人。
1989年，是学生赵小兵执教生涯的第一年，在室外冰场带体校业余班。
冬天刮“大烟炮”，吹起积雪白茫茫一片，看不清人。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严寒，赵小兵脸上冻出水泡。甚至有一回，耳朵冻得邦邦硬。陪练的家长有经验，捧起雪搓红耳朵，才恢复知觉软下来。
为了不耽误孩子们上学，赵小兵凌晨三四点就得起床。冬日漆黑一片，“路上没有人害怕，有人更害怕。”
有一次出门望见“人影”，赵小兵吓得溜回门后，反复几次开门瞅，那“人”都在原处。眼看就要迟到了，赵小兵硬着头皮跑出去，发现只是一个电线杆，“哇”地哭出声来，“我太不容易了”。
赵小兵曾对孟庆余说，“都怨你，一天天就知道这么干，整得我也跟你一样”。孟庆余不说话，只是笑。
赵小兵怀孕生产前5天，还在带孩子们训练。直到双腿浮肿，在自家院子都站不住。那时孟庆余已是体育工作队队长，赵小兵找他商量，帮忙带训一个月。孟庆余却几次提出，让她把手里的队员划给他。
赵小兵舍不得，放下狠话，“你天天跟我要什么队员，回去当你的队长。”这次，孟庆余掉下泪来，“小兵，我回办公室，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2006年8月1日，孟庆余回七台河检车，这是王宏斌最后一次见到他。两个人站在看台上，盯着手中的秒表，学生们在底下跑圈。
孟庆余说，“车检完了，退休后我还得买一个微型面包车”。王宏斌不解，退休了买别的车多好？孟庆余解释说，他的车要拉学生训练用品，“面包车装的东西多”。
第二天，在去哈尔滨冰上训练基地途中，孟庆余遭遇车祸，享年55岁。
2月19日，为纪念孟庆余而建的庆余公园内，雕像穿着冰刀，望向不远处室内冰场。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小学里的特色学校
张杰和丈夫董延海，都是孟庆余的学生。1989年，两人远赴日本。
2011年回国前，张杰总在梦中听到孟庆余的脚步，还有三声敲门。这让张杰觉得，“教练在召唤我”。她问董延海，“能不能帮我实现一个梦想？我当教练的梦想。”
他们决定回上海帮助学生杨扬筹建冰上基地。
2014年，受七台河市领导邀请，夫妻二人又从上海回到家乡七台河。回过头来看，这一年，或许是七台河短道速滑事业生死存亡的关口。
“冠军摇篮里没有孩子了”，董延海说。他记得，当时七台河短道速滑项目只剩下3个教练、17个孩子，参加黑龙江省和全国比赛拿到的冠军也少了。
时任体育局负责人告诉董延海，七台河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没有孩子滑冰了”。而《七台河市志》记载，2005年仅在哈尔滨训练的七台河短道速滑运动员就有70人。
据董延海分析，七台河体育中心室内冰场在2013年才投入使用，此前一直在室外滑冰。家里孩子比以前金贵，冬季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气温，连家长都冻跑了，“咱不当杨扬，不当张杰，也别当王濛了，咱不走这个路。”
两块室内冰场，一天光电费就数千元，一年下来，水、电、热加上人员开支，需要500万元。而17个孩子，一天顶多滑俩小时，其余时间冰场都处于闲置状态。
面对这种困境，董延海提出建立短道速滑特色学校，将体校的选才工作转移到各个小学完成。
体育局领导问董延海，这种模式能不能选出15个孩子滑冰？董延海说太少了。领导改口说20个孩子，董延海仍嫌少。最后领导又加到30个孩子，董延海说，“你还能不能多说点，后头再添个零，300个”。
那段日子，董延海打了1000多块钱的电话。体育局一查话费单，都是打给各小学体育老师的。
2月14日，七台河体育中心室内冰场。有孩子想来学滑冰，家长抱着他观看训练。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2014年10月，董延海找到了新建小学校长王岗——这是一所从1985年开始就开展短道速滑运动的学校。
早年条件简陋，学校曾号召学生用铝饭盒装满水，在室外冻成冰带到学校。将饭盒摆到取暖的炉子边，冰块一化，与饭盒脱离，学生们把一块块冰码在操场上。冰块间还有不平整的缝隙，师生们就利用课余时间，凿开校门口宏伟河的冰面，用脸盆和水桶将水浇到操场上。
但受大环境等影响，当时学校短道速滑队的队员，也只剩下10人左右，王岗正在为这事犯愁。
在王岗看来，以往将七八岁的学生选拔到体校，集体吃住、集体上学、脱离原有学校的培养模式，家长并不放心。而成立短道速滑特色学校意味着，孩子未必要走专业道路，只是从小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平时在学校正常上课，课余时间训练也对学习影响不大。
他与董延海一拍即合，“这是个好事”。
2014年，董延海从七台河选出4名喜欢滑冰的体育老师，先行培训。培训结束后，体育老师回到各自学校发展“根据地”，在学生中开展选才和训练。
董延海回忆，利用这种模式，不到半年就选拔出了100多个滑冰的孩子。
这年12月，新建小学入选首批短道速滑特色学校。一到周末和寒暑假，大巴车将队员免费拉至体育中心室内冰场。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冬天室外太冷，滑上十多分钟，就要躲进室内暖和身子。
王岗在室内冰场上站过，冰很软，容易使上劲，做技术动作更容易。另一个变化是，孩子们不愿意下冰，得喊着“到点了”撵着下，他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冰场。
目前，七台河市共有短道速滑特色学校11所。业余、高校、半专业和专业四个层次，18支短道速滑队的500余名在训运动员，筑成了当地的人才金字塔。
董延海的妻子张杰，也实现了她做教练的梦想。2019年1月，七台河职业学院成立冰上运动学院，组建了短道速滑训练中心，张杰为名誉院长和总教练。
2月14日，七台河新建小学室外冰场，多年前董延海送来的防撞垫仍在发挥作用。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追梦的地方
2月12日下午，业余体校重点班学生在室内冰场更换速滑衣，地上有一片撕开的暖宝宝。一阵咳嗽响起，有人嘀咕，“最近老多感冒的，冻出来的”。一个女孩走向暖气管，取搁在上头的防割手套，“为了热乎一点”。
学生家长尹洪光拎了两大桶自制的水果茶，熬出了苹果、橙子、金桔和百香果的酸甜，还冒着热气。
训练间隙，喘着粗气的孩子们一拥而上，趴在防撞垫上，“阿姨，今天带的啥水呀？”
2月12日，训练间隙，业余体校重点班的孩子，喝其他家长送来的水果茶。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8岁的双鸭山男生李楠，是其中一个孩子，也是下午接力赛的获胜者之一。他喜欢滑冰，甚于寝室里亮闪闪的四轮驱动遥控车，“这条路是我选的”。
他的母亲潘晓艳，一年花6000多块钱在七台河租房，白天做些手工活，晚上给孩子送些吃的，辅导作业。她记得儿子最开始学轮滑，半蹲着一条腿侧蹬，单只腿要做100个，流着汗掉着泪也坚持做完。年前得了感冒，也不愿在家休养，执意上冰。
“虽然苦，但是我不怕，我要坚持”，李楠的目标是“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上，得9块奥运金牌”。一旁有个10岁的孩子分析，冬奥会四年一届，李楠要参加36年的冬奥会，而且每年都要拿上金牌，才能实现这个梦。
教练姚中华能感受到孩子们的心气儿。
每隔半个多月，所有重点班的孩子，会按速滑成绩站成一排。从后往前，选择要挑战的对手，对方必须接受挑战。如果挑战成功，他在队伍中的位置就会向前移。教练和孩子们管它叫“能力排”。
这激起了孩子的好胜心。蹬冰力量减弱后，滑冰速度降下来，孩子们仍会咬着牙，瞄紧对手。
七台河，不仅是孩子们追梦的地方。
姚中华曾在黑龙江另一地级市体校当教练。2014年前后，他第一次带队参加省运会，包揽下第二、第三等多个名次。姚中华拿了成绩，有底气向领导开口要训练用的健身单车，给家庭困难的运动员申请冰刀。但申请递交上去了两年，迟迟没有下文。
七台河向姚中华抛出橄榄枝的时候，说的是正中他下怀的话，“不会埋没你这个人才，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刚到七台河，体校就给五六十个孩子新发了一批冰刀，“我一看，来对了”。
2020年夏，受疫情影响，训练改为线上。姚中华心里着急，想找一个室外场地训练。他开车考察了好些地方，最终选定了一座新修不久的桥。两头封闭，不过车也不走人，他就带着孩子们在桥底下练轮滑。
另一个七台河重视短道速滑的细节是，在室内冰场，姚中华一年能见着市领导四五次。有时在电视上看见，脸熟得很。
前两年，姚中华带着七台河的队伍，参加黑龙江省锦标赛。总共310多名选手，光七台河就占了三分之一，别的队伍羡慕，“你们人真多啊”。
他心里有谱，从短道速滑特色学校，到业余体校，再到2021年4月创建的黑龙江省青年队“省队市办”基地，七台河形成了完整的培养输送体系。
“基数越多，我们成才率就越高”，姚中华说。
2月11日，短道速滑冠军展览馆窗外，有人正在溜冰。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让所有孩子都穿上冰刀”
2月13日，七台河万宝荷花池，这是当地规模最大的野冰场之一。天气预报显示，当天最低气温零下29摄氏度。室外站久了，手指僵硬，脚也跟着发麻。
“别晃，再蹲一会儿，蹲到位”，一位老人家计着数。他7岁的孙女正穿着冰刀，两手背在身后，身体与冰面平行。
冰场外圈跑道，有个10来岁的孩子滑了一圈又一圈，睫毛、帽檐和口罩上结上了霜。
王大姐站在冰场外，戴着厚实的帽子，双手插在兜里，不时跺几下脚。“儿子，咱回家好不好？”9岁的儿子没有答话，衣服膝盖和胳膊肘上都是灰色的泥，往冰场深处滑去。这是他第二次上冰，前一天没来，这天非要过来。
“就爱玩雪，爱玩冰，孩子的天性”，王大姐有些无奈。
2月13日，万宝荷花池野冰场，一位大爷在给7岁的孙女示范动作。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上世纪70年代，现年65岁的迟公德还只是十四五岁的孩子。鞋底绑着两根铁丝，在冰面上滑着玩。
2013年，迟公德上短道速滑冠军馆的前身——七台河观光塔参观。“这玩意儿受感染”，他心里琢磨着，小孩都能拿冠军，玩出名堂来，“咱不滑冰是不是太可惜了？”
2014年迟公德退休后，买了副六七十块钱的二手冰刀，上荷花池找了块光滑的冰面，转着圈玩。当时冰场上只有三四个人。
家人并不同意，老人岁数大了，万一摔出什么毛病咋整？但迟公德玩上了瘾，“会滑后越滑越来劲，一天怎么也得去两趟冰场”。每逢周日体育中心室内冰场闭馆，受过专业训练的孩子来滑野冰，迟公德就跟在后头偷偷学。
说是野冰场，也需要人打理。
迟公德牵头，铲掉冰场上鼓起的包，将水和雪混合，搅拌成泥填补窟窿。再凿开冰面，舀水浇上一层。现在，他们购置了简易的浇冰车，各家凑了些沙发垫，搭了一个更换冰刀的小棚。
他算了笔账，一个冰期下来，维护成本要1400多块钱。这些大爷们，年龄最大的72岁，最小的50来岁，一人凑20块钱，仍入不敷出。但他们坚持冰场免费对外开放。
62岁的朱宝君提高了嗓门，“数九寒冬在外，风吹着，雪花飘着，感情也不一样，这是精神上的感情。”如果被这份精神的感情打动，滑冰者也可以捐上20块钱，在名册上留下姓名和手机号。
截至2月8日，已有82位滑冰者留下姓名。迟公德估摸了下，现在一天来滑冰的有70多人，最少也有30来人。
除了老人和小朋友，2月13日上午，野冰场还迎来了双鹤中学40多个备战体育中考的初三学生。
“身体重心下沉，重心越低，越不容易摔”，除了体育老师，副校长杨迪也上阵指导。今年学校操场施工，没有浇冰场，“今天统一带学生上冰，以后学生没事自己就来了”。
据七台河教育局体卫艺科科长李俊峰介绍，2014年开始，当地将滑冰纳入体育中考。学生从足球、篮球、排球、滑冰中选择一项，其中97%的学生都选择滑冰。100米滑进1分20秒的考核标准，及格率在90%以上。
在李俊峰看来，这项政策发挥了指挥棒的导向作用。滑冰在体育中考里有40分，家长可能在孩子小时候就带他们体验，“我们最主要是想让所有孩子都穿上冰刀”。
2月13日，万宝荷花池野冰场，当地市民在几位大爷自发搭建的小棚中换上冰刀。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荷花池7月中旬荷花盛开，迟公德笑着说，“荷花好看”，但很快又改口，“还是喜欢看人滑冰”。他有时想，在这儿滑冰的小孩，再过个五六年，是不是也该参加冬奥会了？
每到2月底，冰场就开化。棚子一撤，慢慢就没人来了。这些脚痒的大爷们，就开始玩轮滑，等待下一个冬天。
“冠军桥”
2月13日傍晚，七台河市体育局副局长王猛，来回在办公室和大厅踱步。他坦言，昨夜没有休息好，此刻心情忐忑。
这天晚上七点多钟，他的师妹范可新将参加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
48岁的王猛，练短道速滑出身。同范可新一样，都是七台河第一代教练员孟庆余的学生。
今年6月，王猛调任至体育局。在任职发言时，他说：“我当不了运动员，也当不了教练员了，但我一定当好你们的服务员。让教练安心地研究怎么去教好孩子，让孩子更好地训练。”
王猛说，他当过运动员，知道要少干扰运动员和教练，“需要配套的东西，体制给他配套好，该扶持的一定要扶持”。
体育局离室内冰场，只隔了一道防火门。王猛常上冰场看孩子们训练，晚上回去翻自己练速滑的老照片。
想起早年在室外冰场训练，脚被冻伤，在热水里放茄子秆泡脚治疗。脚肿起来，第二天又忍痛硬塞进冰刀，他连声说，“现在的孩子太幸福了。”
离退休还有12年，如果可以，王猛想一直留在体育局工作，“看到这帮孩子在进步，看到体育事业在发展，我还想再做点什么。”
今后，王猛计划在七台河打造全国短道速滑集训、转训基地和运动员、教练员的交流平台，实现聚集效应，完成技术上的输入和人才上的输出。“我们有这么多冠军，还有可借鉴的经验，不应该在七台河独有，应该在全国分享”，王猛说。
荷花池野冰场的大爷迟公德，也在琢磨下一步的计划。
室外风大，有时甚至滑不动，明年他打算围上防风的挡布。内圈160米、外圈200多米的冰场，也难以承载负荷，他想扩大冰场，“省得人挤”。
2018年，这些大爷托人找到董延海。请示领导后，每个月能上室内冰场滑两次。“我们老年人也想上室内冰场过过瘾”。
2月11日晚，七台河飘着雪，街头路灯有速滑元素。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2月15日，元宵节，七台河飘着小雪。
依照惯例，七台河市政府举办了元宵焰火晚会，地点是在通车不久的冠军桥。不过今年，老百姓口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这是为庆祝范可新在冬奥会拿下金牌和铜牌。
元宵节前夜，这座小城陆续响起爆竹声。
业余体校的两个孩子，站在宿舍楼梯间窗边，望着烟花出神。
“明天也有一场烟花，在冠军桥。”
“冠军桥是给谁建的呀？”
一个年纪稍大的孩子说，“是为了纪念冠军的高光时刻。”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编辑 袁国礼 校对 赵琳
朱西甯笔下的市井人心
朱西甯（1926-1998），台湾小说家，作家朱天文、朱天心之父。生于江苏宿迁，祖籍山东临朐。本名朱青海，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肄业。一九四九年随军赴台，曾任《新文艺》月刊主编、黎明文化公司总编辑、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兼任教授。著有短篇小说集《狼》《铁浆》《破晓时分》《现在几点钟》等；长篇小说《猫》《旱魃》《画梦记》《八二三注》《猎狐记》《华太平家传》；散文集《微言篇》《曲理篇》《日月长新花长生》等。
也许是城市市民阶层出身的缘故，我对于“乡土文学”这个门类的作品不亲近，这里面有时代、个人经历的巨大落差，人如何才能去共情自己几乎没有记忆的东西？我想，作为读者应该对自己诚实。
有一天，当我在旧书店淘到的一套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四卷本《台湾作家小说选集》上无意中读到台湾作家朱西甯的两个短篇《狼》和《破晓时分》时，我很吃惊自己居然读得下去。吃惊是由于偏见——很早之前我就知道朱西甯：台湾作家朱天文、朱天心的父亲，被文学评论界冠以“台湾乡土文学代表作家”的名号。莫言看了他的小说，说“朱先生是我的文学先驱”，张爱玲看了他的小说，说他“永远是沈从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刘大任看了他的小说，“居然在台湾发现了鲁迅与吴组缃的传人”……诸多美誉，我却走了偏门：这位作家怕是与城市文学无缘。
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年轻读者，恐怕很难在朱先生那些被评论界提炼出的“原乡书写”中找到真实的共鸣。诚然，好的作品并无题材的限制，然而倘若真要让一部作品与读者的生命经验发生关联，题材可能还是要占很大比重。《狼》以中国北方农村为背景，写人性的荒蛮与仁厚。《破晓时分》好比一部暗夜里的“官场现形记”，一步步揭露人心堕落的过程。无论是语言还是情感的密度，结构或是技巧的精密，《狼》《破晓时分》都是浓度颇高的纯熟作品，可是总感觉心里少点什么：朱先生原是描绘普通人内心褶皱的高手啊，除了那些如张爱玲描述的拥有“战国时代的血性”的乡土人物，有没有写市井人心的作品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发狠读了三本朱西甯的短篇小说集，并在这三十一篇小说里强行挖出了七个市井故事。在文学评论界一片“灯塔”、“怀乡”、“救赎”、“沉痛”、“奉献”的光辉里，我决定找个小角落，安安静静地写一点朱先生笔下的市井人心。
市井小民的故事
朱西甯1926年生于江苏宿迁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家庭，祖籍山东临朐。抗日战争爆发，他12岁就流亡于苏北和皖东一带读书，解放战争时期加入国民党军队，并随军去了台湾。五十年代登上台湾文坛，是“军中作家”之一。在台湾，他居无定所，先后辗转高雄凤山、苗栗铜锣、桃园侨爱新村、台北内湖一村等地。即使去台多年，他也并不打算在彼久留，令他魂牵梦绕的始终是大陆的土地。 然而，在当时的台湾环境下，他的群体归属和身份认同是苍白无效的，这激起了他关于中国身份和中国文化的强烈意识，并在此框架中，他用想象性书写构建起了自己的“原乡”。
朱西甯一家全家福。左起：朱天衣、刘慕沙、朱西甯、朱天文、朱天心。
这样的原乡本就是个体知识分子为构建自我文化身份而创造出的艺术乌托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乡土作家以具体地域为书写对象的写作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朱西甯不是一个典型的“乡土作家”，而他也表明过自己的“一点心迹”，“若是我们还能多看一眼那五万万张受难的面孔，那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荒芜的土地，我们便不致认可咖啡新于龙井，而高跟鞋新于适从缠足蜕变出来的天足了。”原来，他要书写的，是与之共命运的千万中华同胞在被现代世界迅速抹杀记忆的时间流中，个体为活下去而交付的那些力气；是人类化整为零后，为那些在浅薄的时间圈里被现代性淹没的古朴人心留下一点抵抗的痕迹。
我好像一直在做看似徒劳的努力，想把朱先生从“中国文学厄难中的负轭者”此类沉重又沉默的形象桎梏中请出来。他的许多短篇，经过长年的打磨，逐渐解除了笨重的语言锁链，将深沉的思想轻盈地融进了看似浮世绘一般的市井题材小说中。看吧！朱西甯不是只有“东方式高塔”的《狼》，冰冷黑暗的《破晓时分》，震悚悲怆的《锁壳门》，他原来还有别的“窄门”——那些并不多见的、散发着疲倦而温柔气息的台湾市井小民的故事。他的锲刻点可以这样微不足道，小到一个中年男人在老婆回娘家后蠢蠢欲动的内心意识流（《也是滋味》）；他的文字可以这样张弛有度，轻松到把丢了自行车的小人物一天的经历描绘得妙趣横生（《失车记》）；他的情感原来也可以似契诃夫般“微笑地流着伤心的眼泪”，把一个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人力车夫意外拾钱后内心的波动刻画得让人感到既心酸又欣慰（《生活线下》）……
一九六八年十月，张爱玲赠书（当年皇冠出版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扉页题字为“给西甯—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沈从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
20世纪60年代前后，台湾现代主义运动兴起，彼时的台湾文学也出现了把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奉为圭臬的趋向，朱西甯是当时台湾文坛较早接触并受到法国“新小说”派冲击的作家。在此大环境下，他的新小说语言实验却呈现出了独具一格的气质——与当时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普遍的晦涩高蹈甚至显得疏离的文风相比，朱西甯那些结构精密的中短篇小说把视野投射到台湾底层大众的生活场景中，锲刻点往往小而深，在丝丝入扣的环境烘托、人物对话、内心意识流的几重缠绕下，将真实的欲念、疲倦的困局、堕落的无奈等诸种人性弱点忠实地表现了出来，不带一丝谴责的意味，却充满了人的温度。他只是可怜这些人，但并不教化他们。
被我“筛选”出的七个短篇，就是笼罩在这样一种“因理解而倦怠，因疲倦而怜悯”的道德氛围中。故事里的人物大多是台湾市镇底层的三教九流之辈：三轮车夫、送报人、拾荒者、铁匠父子、暗娼、街边面摊店主、鳏夫裁缝、孤苦老婆子……他们日复一日经受着“生活能否混个温饱”这个问题的折磨，日复一日感受着因为活着而带来的疲倦。
被欲望蚕食精神的内心困局
让我们且窥朱西甯营造的普通人的内心剧场：一个人因偶然遭受的特殊事件而对自我良心产生拷问——《生活线下》里，三轮车夫丁长发偶然拾得一个装着一千一百五十块钱的旧票夹，于是内心起了激烈冲突：到底是拾金不昧？还是拿回家给将要临盆的妻子买只老母鸡补补身子？或者直接给地头蛇庄五交了顶金了事？这位每日靠着出卖双脚来挣一家七口饭钱的苦命车夫，面对如社会吸血鬼般的庄五等人，心里真像是装了把烧开的水壶；《失车记》宛如一出市井的轻喜剧，丢了自行车的送报人，一时气愤也“顺”走了街边一辆别人的破车。一边送着报一边心里不住犯嘀咕：我是去警察局给自己的失车报案呢？还是把这顺来的破车去“粉饰”一番以充私用，从而弥补损失？《屠狗记》写寄居在台湾某废弃的一块军用碉堡用地上的拾荒者偶然遇到昔日“浪流旧友”带走的一条狗“老黄”后，满脑子想的都是把狗宰了，好犒劳自己饥饿的肚皮。在人和狗你退我进的拉锯战中，拾荒者内心反复为自己想吃狗肉的贪念寻找着合理性。
《破晓时分》
作者：朱西甯
版本：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1年5月
人心本就是十分脆弱的，即使没有意外事件对良心的拷问，人也时刻生活在被欲望蚕食精神的内心困局之中。《偶》、《也是滋味》两篇，都写男人因为不甘寂寞而萌动了情欲，却有不同的文字韵味：《偶》是一个瘸腿老裁缝在长久的孤独中偶兴了欲念，受到来店里做衣服的女人试穿样衣模样的刺激，自己对橱窗里的木质女模有了情欲。文字充满现代主义的兴味，却巧妙地融入在写实主义的环境中，在市镇那萧瑟颇有寒意的深夜，停在裁缝铺外路灯下的蜜饯车满车都是亮晶晶的，“都该是热烘烘的”，是一种“引诱”，衬托着“把自己闭锁在这间不满七坪大的小店铺”里的老裁缝那迷失与困恼的内心，这一冷一热的对比，显现了人在欲望面前的可怜模样，于是没有一句指责的话语；《也是滋味》则像是一篇精彩绝伦的中年男人的意识流日记。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男人从去火车站送行的路上就开始蠢蠢欲动，“手那样忠实，而眼睛已像野马一样了”，他瞄着“咬着月台票的女人”，又对朋友老关的女房东想入非非。
老婆走后的第一天，男人如同《尤利西斯》里在爱尔兰街头游荡的布鲁姆那般，在城市里晃荡，和面摊老板寒暄问路，试图在老关那儿“套话”，想知道老关有没有和女房东搞暧昧，实则是自己心虚，觊觎着“那片水晶晶的下嘴唇”，最后呢，也只能不了了之。一个男人尴尬的一天如行云流水般在眼前飘过。欲望的气味，只能消弭在路灯光下，“其实又有甚么事可以由人来做主？就只这么一点点、一点点的淡淡的欲望，可强可弱的欲望。
几盏有远有近有东有西的灯光，把我这个孤独的影子四下里投出去。”
在传统和现代生活方式之间
除了良心的拷问、内心的困局，朱西甯的市井故事还有另一种况味：他笔下的城市人物是在传统和现代生活方式之间被无情撕扯的人，他们既不能重新唤回那个行将就木的旧时代，亦不能在迅疾冷酷的现代城市中觅得一个心安理得的角落，他们的心是躁动的，观念却是僵止的。《本日阴雨》中，一个“身体在第二象限里从纵坐标渐渐落到横坐标般佝偻”的老妪在子女间被来回来去“踢皮球”，做“十天一轮流的两个孝儿餐桌上的食客”，“从这沿街的骑楼底下躬行过去，而后躬行回来”。老妪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人，拥有一双半个世纪以前风靡的三寸金莲，然而当今的时代，迷人的已经不再是旧式女子的小脚，而是新新女郎的三围。于是，在我们的时代里，“属于帝国时代的光荣”的三寸金莲，如今只能“不良于行在这平整得多的人行道上”。老妪的那双小脚，成为整部小说里最触目的象征，它原本是旧时代的产物，却在新时代的街道上被迫继续行进着艰难的步伐。
右二为朱西甯。
《福成白铁号》是个堪称炉火纯青的中篇，从老人、男人、女人、少年四个人的视角审视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困境。打铁铺子“福成白铁号”位于台湾某条小街，“这里充塞着小型的盛衰与苦乐……小市民走出走进，小锅小灶的炊烟沸腾了满满的街巷”，然而，城市的现代化汹涌而来，小街的盛景已经不复往昔，“那些发迹了的，也不在这里砌高楼；倒闭的，也不死赖在这儿现世”，只剩下这间只有一只六十烛光灯泡的阴暗的小店面“多少人拿钱顶不走”，而这小店面也成为所有人产生情绪流动的关键场所。
小说通篇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却是四种“第一人称”，就像一幅拼图，每一种“第一人称”提供一种单一立场的内容填充物。因为四个部分是独立的叙述，当每种视角发生作用时，重心显得格外集中，情感饱满而充沛，每个人在灰败日常中沉沦的过程就有了完整的呈现。
老人已经老得打不动铁，只能靠掏阴沟补贴家用，“苍蝇一样的生命，也像苍蝇一样过的日子”。他恨许多人，恨继承家业的大儿子手艺不精，招不来生意。他恨“给书迷了窍”的小儿子，认为读书不如学手艺。他恨儿媳妇，认为“扫帚星”进门没带旺夫运，而她出去挣的那点“卖肉钱”却给家招来了晦气。他恨小街上那些光鲜的百货店和药房，是它们衬托得白铁号成了破烂铺子。
男人呢，就像一个隐遁深山的老道士那样沉醉在打铁这件事中，“深山之外，那些荣华富贵的尘世，天翻也罢，地覆也罢，都不关他的”，他和父亲一样，早已被时代抛弃。他看不懂现代城市的欲望，搞不定像“一只又美又飞翔的蛾蝶”的妻子，他早已过时的打铁手艺已经被塑胶、铝合金和水泥加工品所淘汰，家里的吃穿用度都只能靠做暗娼的妻子来供用。他这冥顽的一代，因为顽固地拒绝“许多许多不需要寻找就可以得到的东西”，只能在新时代里加速度老去，“三十多岁的人，就已开始佝偻了，并且萎缩了”。
父子俩都避之唯恐不及的女人，也是一个苦命人。被贪图“那五百个喜饼五两金首饰”的爹娘稀里糊涂嫁到了打铁铺，“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补补衲衲”，夫妻没有恩爱，却生活在被公公整日盯梢的恐惧中。她待在那又黑又冷的冰窖子似的铁匠铺里，等待青春枯萎。终于下狠心出门卖笑，把身子当作支票，兑现生活的钱款，但一切也“总归都是空的”。她痛苦吗？不不，“生活里打拼的人没有多少工夫去感觉，去怜恤自己”。
只剩似乎还有一丝前途的少年，老人的小儿子，因母亲早逝而只能偷偷把嫂子当做母亲般渴慕的孤独少年。他是早慧的，早就看清父亲和大哥“存心那么堕落，死守着一套又一套的虚妄”，然而家中唯一的女人，“唯一的懂得进取的，却只能托着那一本与生俱来的支票，去盖印，去兑钱”，他却除了书本上的知识，什么都把握不了，“属于杂交的一代，心是热的，脸是冷的，孤独地坐在都市边口的小桥上”。模范少年的日子并没有特别光明，在势利的都市里，街坊们尽管用他给自己的孩子做榜样，“但是没有哪一家准许他们的女儿跟着他走”。《福成白铁号》是朱西甯为台湾社会现代化进程无声吞噬的市井小民演奏的一曲无欲的悲歌。
对人的原谅
作家虹影写过一篇纪念文字《落叶落影——怀念朱西甯先生》，其中虹影提及，朱先生留给她“最后的话”——“他让我不要学 ‘外在世界萎缩，不得不凝视内在，微观自我’的所谓 ‘新生代’作家，而保持 ‘广阔的宏观视野 ’”。朱西甯对于台湾现代主义文学风潮下产生的一批“新生代”作家一直有看法，而他自己的现代主义小说实验无疑并不“纯粹”，反是带上了许多现实主义元素。
倘若现代主义之后小说纷纷去写人的内心，那么这人的内心也不能够偏执于放大那个“内在”，因为这个“内在”原本就是归属于一个更大的宇宙，因此保持“广阔的宏观视野”才是“内在”不在精神死局中画地为牢的通道。于是我们看到，在文字中善于运用重叠、融合、暗示、比兴、交感、象征、意识流等诸多技巧的朱西甯，小说技艺虽然打磨得日渐高超，作家在意的始终还是它能给予的意义，或者说，透过那层层文字冶炼的表象，试图给人以安慰和省思。
这七篇“台湾市井小说”，让我读到了一种久违了的对人的原谅。朱西甯对人的私欲、软弱、堕落有极大的同情，这让我想起刘大任谈朱西甯的小说，说朱的作品属于“灰色地带的文学”。他把朱西甯放在鲁迅、吴组缃、沙汀所代表的那个写作传统中，认为1926年以前的鲁迅的小说创作正是在所谓“灰色地带”活动的，“这就是为什么阿Q一点无产阶级气概也没有却有血有肉，祥林嫂毫无反抗意识却真正感动人的原因”。与之对照，朱西甯恰恰在台湾继续了这个“灰色传统”，“相对于人生的荒谬与世界的冷酷，一种拒绝妥协、拒绝投降的顽固意识似乎潜藏于深底，眼光从那个深度看出来，人性的幽微处，人际关系的真假虚实复杂面，暴露出来，构成了小说风景的实质内涵”。
然而，如果说这七篇“台湾市井小说”同样亦可属于“灰色文学”地带，我想它们的独特却是在于“不灰色”的地方。因为懂得，所以原谅。朱西甯往往会给这些故事阴暗的调色板上增添一抹亮色，在小说中留下一些温度。
《生活线下》中，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后下决心将意外来钱交公的丁长发，卸下思想重担的那一刻，内心的魔鬼消失了，原先踟蹰的步子瞬间变得轻巧，他“快乐地跳上三轮，戴上墨镜，几乎是躲过一次大难。街心上行人车马稀少得总是使人感到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从墨镜里望出去，煞白的阳光就成了月色”。因为一个人选择了正直无愧的生活，原本酷热的骄阳产生了神奇的魔力。
《屠狗记》里，被拾荒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老黄狗最后又顽强地活了过来，“仍在摇它那只蓬松的尾巴，那么不计旧恶地友善地摇着摇着……”，经不住老狗本性善良的回应，“钝刀从十不全儿的手里不经意地落下”。短短的《屠狗记》，就在人与动物互不自知的和解中结束了。 拾荒者食不果腹的物质境遇今后可能并不会改变，然而朱西甯以不写之写，暗示了主人公未来可能会发生精神境遇的变化。
最令人感佩的依然是《福成白铁号》。尽管日常生活的沉沦看似无计可施，朱西甯还是在年轻一代身上施与了光明的魔法。虽然小街所代表的旧日繁盛已逝，少年前途茫茫，可“他仍有他自己喜爱的时光”——清晨，“孩子可又春天一样地华丽了。在那样的时辰，阳光把他接出了那座墓穴似的小阁楼，阳光照出孩子的一对金翅膀，把他那张染黑了一整夜的脸庞又洗净了”，诚然，朝阳带给孩子的勇气毕竟过于短暂，然而，这一接近神启的时刻，仿佛是上帝赐予少年涤荡自我的无言的时间。
《狼》
作者：朱西甯
版本：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1年5月
基督教家庭出身的朱西甯，宗教性在其文学创作中成为一种温柔底色，除了那些浓烈灼热的“原乡书写”之外，他对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台湾市井小民也投入了最大程度的谅解。他深知艺术与社会改良的界限，注重艺术的纯度，并不会在小说中去行教化之事。他知道底层民生的艰难，生活对他们来说，着实是一种无尽的折磨，正如《福成白铁号》中所言，“活着就是一种疲倦”，他不会要求这些于生活水深火热中摸爬滚打的人去做一个英雄，正面强攻人间的不平与苦难。他只是把自己因怜悯而变得苍老的目光，投向这些市井普通人的内在自我，期待着他们醒来。
作者 | 玉裁
编辑 | 张进 李阳
校对 | 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