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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札旧影里的叶圣陶：那一代人“倾心文教”的朴素与不同2、孤军血战 历史与神话之间的四行仓库战斗3、寻访｜行将消逝的曹素功墨坊旧址：天灯弄120号
手札旧影里的叶圣陶：那一代人“倾心文教”的朴素与不同
7月14日，苏州美术馆举办“俯仰两无愧”——叶圣陶文献展，展览通过叶圣陶的手稿黑迹、日记、出版物、照片等一手文献资料，重新建构起“在场”的展览，营造出可触摸的历史在场，体悟以他为代表的那一代人在波澜壮阔之大潮中“唯愿文教敷，遑顾心力悴”的文化初心。
叶圣陶的孙女叶小沫在展览现场说，她爷爷从来没有要求孩子百分之百读什么书，一定要上什么学校，“他们更看重的是孩子面对社会的实际的工作能力和生活能力。所以父辈们是在很宽松的环境里长大的。”
叶圣陶（1894—1988）原名绍钧，现代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五四运动首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创立人之一，终身致力于出版及语文的教学。其座右铭“文学为人生”甚为有名。
叶圣陶
华君武重读叶圣陶《稻草人》后所作的《喜看草人着新装》
展览现场：呈现“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
叶圣陶先生是生长于苏州，从苏州走向全国的一代师表。与叶圣陶知交二十余年的茅盾先生，在1943年为其祝五十寿时写到：圣老的作品于“初无惊人处”透露着他朴素谨严的作风与敦厚诚挚的情感。1946年，叶圣陶为开明书店二十周年写下“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的诗句，尽显圣老尽职尽伦、无愧于心的人生追求。7月14日起在苏州美术馆举办的叶圣陶文献展正是以“俯仰两无愧”为题。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据悉，此次展览分为“未厌”书斋与“海棠”花园两个部分。“未厌”书斋中，“笃思好学”、“倾心文教”、“开明夙风”、“西南羁绪”、“涓泉归海”、“忆昔吾苏”六大板块展现了圣老在峥嵘岁月中践行孟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君子之道。“海棠”花园中，“合韵似鸣琴”、“团聚惬余怀”、“故交独拳拳”三大板块表现了叶圣陶与妻子相濡以沫、与子女慈爱关切、与友朋敦厚诚挚之情。
成都文艺界为叶圣陶补庆50寿诞，1943年
在“海棠展厅，主办方以手机屏模式模拟出一张“叶圣陶的朋友圈”页面，按照英文字母排序，叶圣陶的“微信好友”包括巴金、冰心、陈次园、陈从周、耿鉴庭、顾颉刚、郭绍虞、老舍、茅盾、夏丏尊、俞平伯、臧克家、赵朴初、郑逸梅、朱自清。其中包括冰心、老舍、郭绍虞、朱自清等友人信札20通，以及叶圣陶亲手整理并作说明的老照片150张等。
此次展览是苏州美术馆和苏州市名人馆今年重点打造的文献展之一，通过叶圣陶的手稿、出版物、照片等一手文献资料，重新建构起“在场”的展览，抚今追昔，关注圣老重要的人生篇章，将散点串联成珍珠，营造出可触摸的历史在场，体悟以圣老为代表的那一代人在波澜壮阔之大潮中“唯愿文教敷，遑顾心力悴”的文化初心。
孙女眼中的叶圣陶：从未要求孩了一定要上什么学校
对于展览展出的叶圣陶的日记与家信，叶圣陶孙女叶小沫说：“从17岁时，爷爷就开始写日记。后来一直在坚持。他的日记更多的是他的学习、生活、工作和交友，写的是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记录各个时期中国的面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叶圣陶是一代教育大家，但叶小沫说，她爷爷从来没有要求孩子百分之百读什么书，一定要上什么学校，“他们更看重的是孩子面对社会的实际的工作能力和生活能力。所以爸爸在很宽松的环境里长大的，而且很自由、很民主、很科学，没有严格的家风、家教，她的爸爸也是这么带她的。在我们童年的时候，父亲也不给我们开列书单，不要求我们一定要考上重点学校，他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关注我们的爱好和发展，在这些方面他和爷爷的做法几乎完全一样。但是在同一种环境里，不一定可以培养出同样的人。父亲很优秀，他做事认真努力，喜欢读书，喜欢钻研，会自学。除了向爷爷学会了写作，在自己喜欢的科普、音乐、美术等许多方面都有作为，连爷爷都佩服他兴趣广，喜欢钻研的精神。这让我明白了，越是自由、宽松和信任的环境，就越是要求你有自觉、自律和自学的精神。”（周林）
叶圣陶孙女叶小沫
展览海报
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毕业照，后排右一为叶圣陶，1911年冬
叶圣陶与夫人胡墨林摄于甪直，1919年
上海开明书店同仁参观联华影院时合影（前右者为叶圣陶），1946年
叶圣陶对联
《稻草人》，《儿童世界》1923年第5卷第1期
倪焕之 《教育杂志》1928年第20卷第1期
叶圣陶的上海足迹
◆商务印书馆
地址：福州路446号
叶圣陶早年在家乡从事小学教育，1915年到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小学任国文教员。1921年参与组织文学研究会并开始创作生涯，在当时的《小说月报》《儿童世界》发表了不少小说和童话。
1923年，叶圣陶正式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当编辑，与顾颉刚一起编国文课本。1927年5月，郑振铎去欧洲游学，他代郑主编《小说月报》。在他任主编的两年里，《小说月报》发表了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如茅盾的第一部小说《幻灭》、巴金的处女作《灭亡》、丁玲的处女作《梦珂》以及戴望舒、施蛰存的早期作品等。巴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早已在贫困中死亡。”因此，他被誉为文学界的“伯乐”。他后来还编过《妇女杂志》、《学生国学丛书》。1930年，开明书店创办《中学生》杂志，他离开商务，去了开明。
商务印书馆是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福州路开业。
福州路商务印书馆老照片
已无旧日痕迹
◆东方图书馆
地址：宝山路584号
东方图书馆是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一个公共图书馆。1924年5月建成，它的前身是涵芬楼，1926年命名为“东方图书馆”并正式对公众开放。东方图书馆是一座文化宝库，藏书最多时达46.3万余册。其中，中文图书26.8万册；外文图书8万册；地方志2千多种2万多册，占全国地方志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还藏有5万多张照片、地图、图表和绘画。26万多册中文书中，善本古籍有近5万册，海内外孤本和珍本多达574种5千余册。此外，中外报章杂志也多有收藏。东方图书馆收藏之富、之精，在当时中国乃至亚洲都名列第一，因此被称为“东方第一图书馆”。底楼辟为商务印书馆职工俱乐部。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厂房被日军飞机炸毁，大火殃及东方图书馆，但未全毁。2月1日日本浪人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大楼烧成断壁残垣，收藏的图书全部化为灰烬。1941-1942年间，日本人在此废墟上盖起一所小学。抗战胜利后，这里辟作暨南大学校舍。上海解放后，这里先后开办过工农速成中学、第三师范学校、幼儿师范学校、风华中学，现为上海市市北职业高级中学。
学校外墙上的“商务印书馆”
学校外墙上的叶圣陶名言
◆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
地址：上海天通庵路190号
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在1932年日军轰炸中得以幸存下来，是静安区目前仅存的商务印书馆旧址单体建筑，经修复后于2017年6月8日在天通庵路190号揭牌，成为静安区一处重要的文化纪念地和一个重要的文化产业品牌。
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
◆《我和商务印书馆》 叶圣陶
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我当过教员，又当过编辑，当编辑的年月比当教员多得多。现在眼睛坏了，连笔划也分辨不清了，有时候免不了还要改一些短稿，自己没法看，只能听别人念。
做编辑工作是进了商务印书馆才学的记得第一次校对，我把校样读了一遍，不曾对原稿，校样上漏了一大段，我竟没有发现。一位专职校对看出来了，他用红笔在校样上批了几个字退回给我，弄得我很不意思。我才知道编辑不好当，丝毫马虎不得，必须认认真真一边干一边学。
我进商务是1923年春天，朱经农先生介绍的。朱先生当时在编辑所当国文部和史地部的主任。我在国文部，跟顾颉刚兄一同编《新学制中学国文课本》。这套课本的第一册是另外几位编的，其中有周予同兄。我参与了那时候颁发的“新学制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的拟定工作。
1927年6月，郑振铎兄去欧洲游历，我代他编《小说月报》，跟徐调孚兄合作。除了大型的综合性的《东方杂志》人比较多，有十好几位，其余的每种杂志只有四位。《小说月报》除了调孚兄和我，还有两位管杂务的先生。他们偶尔也看看校样，但是不能让人放心。
那时正是大革命之后，时代的激荡当然会在文学的领域里反映出来。那两年里，《小说月报》上出现了许多有新意的作品，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名字，最惹人注意的是茅盾、巴金和丁玲。当时大家不知道茅盾就是沈雁冰兄。他过去不写小说，只介绍国外的作品和理论。巴金和丁玲两位都不相识，是以后才见面的。
等振铎兄从欧洲回来，休息了一些日子，我就把《小说月报》的工作交回给他，回到国文部编《学生国学丛书》，时间记不太准，总在1929年上半年。到第二年下半年，我又去编《妇女杂志》，跟金仲华兄合作。1931年初，开明书店创办《中学生》杂志，过了不久，夏丏尊先生章锡琛先生要我去帮忙，我就离开了商务。我在商务当编辑一共八个年头。
商务创办于1898年，老板是几位印《圣经》发家的工人；两年以后，维新派的知识分子参加进去，成立了编译所，一个编译、印刷、发行三者联合的文化企业就初具规模了。后来业务逐渐发展，就编译和出版的书籍杂志来说，文史哲理工医音体美，无所不包；有专门的，有通俗的，甚至有特地供家庭妇女和学前儿童阅读的。此外还贩卖国外的书刊、贩卖各种文具和体育器械，还制造仪器标本和教学用品供应各级学校，甚至还摄制影片，包括科教片和故事片。业务方面之广和服务对象之广，现在的任何一家出版社都不能和商务相比。商务的这个特点，现在不大有人说起了。
商务的编译所是个知识分子汇集的地方，人员最多的时候有三百多位。早期留美回来的任鸿隽、竺可桢、朱经农、吴致觉诸先生，留日回来的郑贞文、周昌寿、李石岑、何公敢诸先生，都在商务的编译所工作过。稍后创办的几家出版业如中华、世界、大东、开明，骨干大多是从商务出来的；还有许多印刷厂装订厂，情形也大多相同。可以这样说，商务为我国的出版事业，从各方面培养了大批技术力量。
有趣的是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政务院有个管出版事业的直属机构叫出版总署，胡愈老任署长，周建老和我任副署长，二十多年前在商务编译所共事的老朋友又聚在一起了。后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我兼任社长。1954年9月，出版总署撤销，这一摊工作并入文化部。胡愈老调到文化部，出版工作仍旧由他主管；我调到教育部，主要还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做编辑工作。这一二十年来，老朋友过世的不少，周建老、胡愈老和我还健在。有人说，做出版工作的人就是长寿。
◆景云里
地址：虹口区横浜路35弄11号
景云里西通宝山路，东临多伦路，1927年叶圣陶搬至横滨路景云里11号居住，直至“一·二八”事变爆发。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陈望道、茅盾、叶圣陶、冯雪峰、周建人、柔石等一大批名人居住在此。左邻10号是周建人，11号半是沈雁冰（茅盾）、冯雪峰，后面是鲁迅的寓所。鲁迅原住景云里23号，十一个月后迁住景云里17号。柔石来住鲁迅原寓。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爆发，闸北被战火笼罩叶家景云里“居所中了猛烈的弹，三层门窗都不存了，墙上天花板上的粉饰也都震落下来。木器全毁，衣服有了枪弹孔……”（叶圣陶《战时琐记》），所幸及时撤离去了法租界刘海粟家避难（辣斐德路512号）才躲过一劫。
多伦路上的宣传画
多伦路上的叶圣陶塑像
◆《公理日报》编辑部和发行所
地址：宝山路403弄9号
1925年6月3日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发行《公理日报》，揭露英、日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真相，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积极声援上海工、商、学各阶层爱国群众的反帝斗争。编辑部和发行所设在宝山路宝兴里9号郑振铎家。6月24日被迫停刊，共出22号。
五卅运动初期（1925年6月）上海总工会旧址也在弄内，可惜虽尚存有部分当年房屋，但已多次修建，不复有原来面貌。
宝山路403弄
郑振铎当时居住的9号
◆开明书店
地址：福州路268号
1926年8月1日，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创办开明书店，由夏丐尊、叶圣陶主持编务。一代文学泰斗矛盾和巴金的成名作《子夜》和《家》就是诞生在这家小不起眼的书店里，开明书店还出版了《新女性》、《中学生》、《开明少年》等。1953年开明书店进行了公私合营，和青年出版社合并，组成中国青年出版社。
叶圣陶先生1931年进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杂志近二十年。接编《中学生》之后，他坚持既定的办刊方针，每期撰写《卷头言》，对读者的处世态度、学习态度、是非标准，都加以详细指导，尤为学校和家长称颂；对于各门文化课的辅导文章，更以深 入浅出的文字，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受到学生的欢迎。他还和夏丏尊先生一起写了一系列辅导学生学习语文的文章，每期一篇，从不间断。后来汇编成书，由开明出版，如《文心》《文章讲话》《阅读与写作》等都是。时事政治方面 ，他约请有关专家执笔，引导学生关心时政和国家前途。刊物还开辟专栏，刊登学生习作， 叶先生总是亲自为他们修改，帮助他们提高写作能力，凡是够得上水准的，就给以发表。后来不少青年如胡绳、丁玲、秦牧、彭子冈、徐盈等，都是在叶先生的指引下，走上文学创作或革命的道路的。
叶先生主编《中学生》期间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物质上的艰难自不待说，战争环境下经常受到日寇炮火的袭击和飞机狂轰滥炸，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尤其经常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要胁和迫害。当时反动派主管报刊的头子潘公展曾威胁叶先生，认为《中学生》谈政治过多 ，要求少登社会科学文字。为了开明书店的生存，周恩来同志在1946年通过胡绳转达给叶先生重要指示：“请圣老尽力维持开明书店，维持《中学生》，在国民党统治越来越严酷的情况下，《中学生》多登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文章，还是可以在青年中起促使他们进步的作用。 ”后来叶先生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中学生》一直维持到上海解放。
开明书店及其出版机构以出版中小学课本及青少年读物出名，在“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倡导新式思想和生活潮流，扶植新生作家”宗旨下，赢得了“青年之友”的美称。叶圣陶先生还在繁重的编刊工作中，抽出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国语课本》十二册，至今仍颇受读者好评。回忆编印过程，叶先生说，这部课本共有四百多篇课文，“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一半是有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抄来的” ，“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 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的 。”（叶至善：《老开明国语课本始末》，《北京青年报》2005年4月21日。）
1946年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周年时，叶圣陶特地撰写了纪念碑辞，内有“ 开明夙有风，思不出其位；朴实而无华，求进弗欲锐。惟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此风永发扬，厥绩宜炳蔚。以是交勉焉，各致功一篑 ”。
开明书店今夕对比
“福州路一到晚上，店铺都打烊了，就会出现一批摆地摊的，大多是卖书的，也有卖其他商品的。他们都点着一盏电石灯照明。这种灯散发出臭气，但不会被风吹灭。”俞子林在《上海文化街旧梦录》这样回忆福州路夜晚的风景。福州路东起外滩中山东一路，西至西藏中路，全长1453米。民国时期的福州路及周围路段，是人们心中的文化街，各大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等）也大多聚集于此，是上海极具特色的文化中心。
1931年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联营书店在北京继公私合营后，联合组成中国图书发行公司，这里是上海分公司，1987年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更名为上海科技书店，1984年更名为中国科技图书公司。
位于汉口路309号的申报馆旧址，《申报》是旧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从1872年创刊到1949年停刊，前后历时78年，记录了从清末到民国近80年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
◆祥经里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1515弄，永丰坊后
1946年叶圣陶抵沪，主持开明书店工作，至1949年离开上海，期间都居住在此处。
叶老一家7口，四世同堂，分到的是祥经里一幢朝东的石库门房子二楼前、后套间和一个亭子间。叶老夫妇和次子至诚住前间，叶老的80岁老母住后间，长子至善夫妇和小孙子三午住亭子间。前间虽然稍大一点，摆上一床一桌几把椅子也就差不多了。已经成人的次子至诚只能睡在书桌上。而且这间房子既是卧室，又是书房，还兼作吃饭间和会客室。
◆淮海坊（叶圣陶的朋友、同事多数住在此处）
地址：淮海中路927弄
由教会普爱堂投资建造，1924年建，初名“霞飞坊”，1949年后改名淮海坊。共有3层砖木结构楼房199幢。
建国前，先后寓居过的知名人士有：学者、翻译家、开明书店编辑所所长夏丏尊住3号，杨杏佛住5号，广西、江苏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冷遹住6号，辛亥元老袁希洛住9号，电影导演李萍倩住16号，音乐教育出版家王允住24号，竺可桢住26号，剧作家陈西禾与影星路明夫妇、电影皇后胡蝶住33号，开明书店经理章锡琛和古典文学家、史学家王伯祥，文学家江红蕉住35号，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学、立法委员、北京大学法学教授戴夏住39号，立法委员孙履平住46号，实业家、建国后上海市第一任副市长盛丕华和他的儿子盛康年住56号，翻译家、复旦大学教授祝世康住57号，开明书店编辑索非、作家巴金、上海法政学院教授许鸿飞住59号，上海法政学院教授骆道住62号，开明书店编辑、科普作家顾均正住63号，鲁迅夫人、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许广平和鲁迅之弟生物学家周建人住64号，上海法政学院教授王孝通住65号，国立音专教授陈昭文住69号，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首席检察官郭怀瑾住73号，立法委员刘光汉住82号，著名画家徐悲鸿住99号，上海美专和杭州国立艺专教授高乐宜住108号等。作家萧军的居处门牌号不详。
孤军血战 历史与神话之间的四行仓库战斗
在苏州河畔，孤守在四行仓库附近的士兵，愿洒最后一滴热血与闸北仅存之块土共存亡。王小亭 摄
变成一片废墟的闸北。
为掩护四行战士而在街上游击的部队。
1937年11月，赵景深著《八百好汉死守闸北》（杨瑞符校）中，表现驻守士兵从高处跳下与敌军同归于尽的插图。
至苏州河畔瞻仰四行仓库的民众。图片来源：1937年《良友画报》第132期 杜鳌 摄
烟柱腾空而起，与低垂的乌云相接，连成一片厚重的烟墙，在残垣断壁间蜿蜒，所经之处，炽烈的火焰贪婪地吞噬着一切，将深秋十月的瑟瑟寒风化作灼人的热浪。但灰白的余烬，却如凛冬的雪花一样，带着余温，缓缓落在这片焦黑色的大地上。宽阔的街道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小径，小径则被瓦砾掩埋，成了高低不平的山丘，摇摇欲圮的建筑物不时落下碎石残砖，绝望地为这片废墟添砖加瓦。
这就是张秋明眼前所见的一切。他是一名普通士兵，隶属于88师524团一营二连，在过去的七十多天里，他亲眼目睹闸北，这片上海华界繁华喧嚷的所在，如何在频繁的轰炸和激烈的巷战中化为废墟。在战事最严酷的两周里，平均每天有超过两百枚炸弹倾泻在这片土地上。在这片死亡的杀戮场上，他身边的同袍像麦秆一样被整片收割，几乎每五名士兵中就有两人会牺牲。
张秋明能安然活到现在，可以说一半是靠运气。放眼四周，那些熟悉的身影已经长眠沙场，而新的面孔，他尚未熟悉，就已阴阳两隔。
集兵
张秋明可以算得上是营队里的一名老兵了。但仅仅两个多月前，他还不过是上海的一个平凡铜匠，唯一和士兵这个职业沾边的地方，就是他曾在汉阳兵工厂做过修理枪械的工作。他当兵的经历也颇为偶然，作为一名靠双手吃饭的手艺人，他不必像那些贫民将“当兵吃粮”当成谋生出路。“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开战风声日紧，“他妈的，上战场去”这个念头也曾在他的脑海里转悠过，但却没有付诸实践。直到8月11日那天，他正在路上走，突然被军队拉了壮丁，硬拖去扛麻袋。张秋明“没有休息的接连一天半，只吃了一顿饭”，没拿到一分工钱，却吃了不少棍子，“我后来实在做不动了，木棍子抽得我一条条多粗的痕，我怨透了，我的脾气使我受不下去，才决心报仇”。于是，在8月12日下午两点钟，他趁机逃跑，直奔88师的征兵处，自愿投军。
88师原本是战前中国最精锐的4个德械师之一。在留存至今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这支威武之师头戴德式钢盔，身穿挺括制服，手持枪械的勃勃雄姿。但张秋明的加入，多少打破了这一威武雄壮的表象。这样一个毫无战斗经验的毛头小兵，仅凭能操弄几下儿轻机枪，就“很够资格”顺利入伍。可以推想这支精锐之师，在临战前紧急征召了多少张秋明这样的新人，简单地训练后，就将他们投入激烈的杀戮战场，用脆弱的肉身闪避密集的炮弹来获得经验值。许多人被无情地淘汰。
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最初投入战场的老兵已经寥寥无几。“原先的军官和士兵骨干现在只剩下两三成”，在10月26日向第三战区副司令顾祝同的汇报中，88师的参谋长张柏亭表示“本师已经先后补充了六次，目前老兵只有十分之二三”。他将这一情形比作沏茶，老兵是茶叶，而新兵是开水：“初沏时味道很浓，但经过六次冲开水，冲一次淡一次，越冲越淡”。88师战斗力急剧退化，一名友军士兵形容这些增补的新兵们连打仗时匍匐前进都不懂得，还大声嘲笑这种“趴着打仗”是“藏头缩尾，有点儿怕死”，而自己则是挺胸抬头“站立着打”。尽管站立打仗看上去确实英勇无畏，但冲锋上阵，“敌人枪炮声，他们的哀嚎声，不幸的已谱上了交响曲”。士兵的军容，自然也不复从前一般挺括威武。《字林西报》的记者罗德兹·法默（Rhodes Farmer）近距离采访一群88师的士兵后写道：
“他们看起来似乎弱不禁风，一些人背着油纸伞；有一名士兵竟然带着一只金丝雀。很多士兵走路手牵手。滑稽的是，这些身形瘦弱、衣衫褴褛的男孩儿们，都是中国的英雄。”
战事的惨烈可想而知，他们自然也能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何等残酷的战况。简单地训练后，这些新兵旋即被投入闸北战场，接受死亡的试炼。他们每人拿到了一支中正步枪，三百发子弹，两箱手榴弹。寥寥无几的战斗经验就是“敌人冲锋时，隔远就用步枪射击，离近就扔手榴弹”。
勇气和信念，多少弥补了训练、经验和战术上的不足。10月18日，88师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突袭，在大炮和迫击炮的轰炸掩护下，轻装上阵的士兵们沿着火车北站大街急速行军，在日军尚在惊愕无定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四川北路的一段，切断了日军的补给链。但短短五天后，情势逆转。日军进行了猛烈的反扑，占据空中绝对优势的日本战机对中方阵地进行轮番轰炸，许多士兵来不及还击就粉身碎骨，或是被炮弹气浪掀起的地皮砸进土里。10月26日，在日军强大的压制性火力和精良的装甲部队的攻势下，大场陷落，随即陷入一片火海。苏州河以北的军事压力几乎全部压到了闸北守军身上。日军对闸北实行大规模空袭。一名中国记者站在公共租界通往闸北的新垃圾桥上向北张望，他看到凌晨五点开始，日军就派出四五十架飞机进行狂轰滥炸，直到下午五点半空袭才告一段落，“敌人引起的火焰高数丈，整个都在红光的围绕中”。
溃败已经无可避免，对中方来说，唯一合理的方案就只有尽量保证有序地撤退，保存有生力量。24日晚，中国军队的总撤退以一种近乎悄无声息的方式进行。前方以激战作为掩护来保证大部队的撤退得以隐秘而有序地进行，大批士兵和辎重车马不断转移。10月26日晚，几乎全部军队都撤出了苏州河以北的阵地。令人费解的是，日军几乎没有觉察到中国军队大规模转移的迹象，在对闸北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后，他们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正忙着在废墟上插满太阳旗。
张秋明这样的88师的老兵，和焦友三这样增补不久的新兵，如果不出意外，也会跟随大部队一起撤离，转移阵地。至少这天晚上10时，他们所在的第一营得到的命令是：“大场已失守，我们部队今晚有转移新阵地的消息，各营可马上命令各连准备妥当，在原阵地待命，工具器具弹药等，一概不准遗失”。
但仅仅一个小时后，他们的命运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88师524团第一营营长、年仅35岁的杨瑞符，接到来自师长孙元良的命令：524团第一营死守闸北。
1937年10月27日零时二十分，第一营的四百二十名士兵，走向了那个注定会将历史浇筑成神话的宿命之地——四行仓库。
血战
火蛇狂舞，扭动着灼热的身体，气焰汹汹地包围着这些年轻的中国士兵。浓烟裹着劈啪作响的火星，在四面徘徊，伺机突袭。10月27日上午7点，占领了几乎全部闸北的日军，开始有目的地四下纵火。截至中午，一道6公里长的烟墙拔地而起。数千条火蛇在风的助势下四处游走，寻找着一切可以吞噬的易燃物。它们当然也相中了这些年轻的躯体，尤其是在枪弹的伴奏下，显得更为咄咄逼人。
这是张秋明在这场战斗中与死亡的首次零距离接触。他和几名同袍正在外围执行掩护任务，负责掩护所有的士兵都赶到四行仓库。但却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烈焰攻势。“我们像稻子似的裹在中间，眼见得立刻要死了”。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决心勇敢直面狂暴的命运，死里求生。而生机竟然藏在与死亡最切近的地方——一座正在被烈火吞噬的木行里。手艺人的出身让他意识到，越是易燃的场所就越会安放灭火设施。“我在火烧得最旺的木行里寻出七八架灭火机，自己背了两架，一路浇过去。”
在灭火自救的一片忙乱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终于等来了这道迟到的命令——本应负责传令的传令兵已经受伤挂彩——连长不得不亲自传达命令，让他们这些负责外围掩护的士兵们退到四行仓库去。
自1935年落成以来，四行仓库就是上海最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之一。长久以来，它被误认为出自天才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的设计，但事实上，这座简洁庞大的仓库出自苏格兰通和洋行之手。作为四大银行的仓库，在设计兴建时，它就完全考虑了坚固和实用两大特点。占地超过20000平方米，内部空间巨大，共有五层，是方圆0.53英亩内最高的建筑之一。虽然它当初的选址完全是出于商业、交通和地价三大考虑，而特意选在了上海交通枢纽北站附近，苏州河畔，与公共租界只是一座新垃圾桥之遥。但却阴错阳差地在战时成为占尽地利的防御工事。负责修筑工事的杨瑞符看到这座仓库颇感兴奋：
“这座仓库，真是一个‘天然堡垒’，储存了几千万包粮食，第一、二、三层都是小麦杂粮之类，四层与五层是牛皮与丝茧，都是很有用处。一层至三层，我们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将每个窗户门口封闭了，南墙边的麻包，推挤了五公尺厚，北边各门口，筑有十几公尺厚，是从地板到屋顶。第四层因为材料不够，并为引诱敌人多多消耗弹药，实际我们无人住在第四层，第五层工事昨天已经完成，这层工事非常好，比敌人侵占的交通银行仓库高得多，我们完全可以控制敌人，敌人对我们没有办法。”
杨瑞符没有提到的一点是，这座“天然堡垒”除了交通便利之外，它还毗邻一个巨大的易燃危险品：大英自来火房巨大的煤气储存槽。如果日军对四行仓库贸然进行炮击，万一误中煤气储存槽引起爆炸，势必会震动河对岸的公共租界，引来西方列强的国际交涉。这种以绑架公共租界为挡箭牌的措施，虽然看似狡黠，但却在防守中起到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但守卫仓库的孤军不至担心重炮攻击。临近租界的位置，也让日本战机不敢轻易投弹，以免误中河对岸的租界和巨大的煤气储存槽。
“天然堡垒”外墙坚固，占尽地利，解决了中国守军面临的两个最大危险。但时不我待。就在仓库第一层工事赶筑之时，清晨八点十分，在外侦察的警戒部队报告敌人已占领原先团部所在的北站大楼，并且插上了太阳旗。三个小时后，第一批敌人逼近四行仓库。他们手持太阳旗，气势汹汹，似乎对这些孤守仓库的中国士兵轻蔑小觑，但他们的高傲旋即遭遇在外围阵地守兵的迎头痛击。杨瑞符声称他们旗开得胜，击毙了五名敌军，其他则落荒而逃。
一个小时后，日军再度集结部队，卷土重来。这一次他们吸取了轻敌的教训，倍加小心。记者罗德兹·法默在河对岸安全的租界里，与数千名闻风而来的中国人一起欣赏这场隔河相望的激战。他看到这群日本兵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在碎石瓦砾中匍匐前行，从一个掩体爬向另一个掩体，40多米的距离花了他们50分钟。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隐蔽在暗处的中国守军一直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旦日军靠得够近，中国士兵就运用起他们刚入伍时学到的基本克敌法，手榴弹如暴雨般砸向他们。待烟尘散尽后，那些依然能动的日本兵被步枪一一解决掉。几个试图解救伤员的日本兵也被毫不留情地击毙。
战争就是如此残酷。日军的手段更加残忍，张秋明看到九名警戒部队的弟兄未及撤入仓库中，被日军俘获，反绑双臂，杀害在苏州河边。在这一轮攻势中，士兵们不得不放弃外围阵地，撤入仓库内。日军的猛攻仍未间断，数名敌兵甚至冲进仓库。七八名攻进仓库的日军被张秋明看到，此时只有他独自守岗，其他人都在里面加固第二道防御工事。
这是死亡第二次寻衅而来，尽管在过去两个多月里，他在闸北战场上已经历经枪林弹雨，但迫在眉睫的危机还是让他心生恐惧，他轻轻爬进了麻袋，等他们集合到门边的机会，“啪啪啪”枪机发动了，三四个敌人应声倒在地上，其余的狼狈逃去。张秋明死里逃生击毙敌兵的机智之举，得到了同袍们的齐声赞扬，尽管射击时的声响震坏了他的神经，但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事了。
但对这位死里逃生的士兵来说，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目睹的一位同袍惨烈的牺牲：“有一个同志，很老的年纪，在身边围了七八个手榴弹，手里也拿着一个，爬到最高楼，看，看见一群敌人来了时，纵身跳下，同时手榴弹也掷了出去。敌人都死了，他自己可也牺牲了。”
这个身绑炸弹从高楼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是四行仓库战斗中最惨烈的一幕。但也有一些研究者怀疑细节的真实性，这个身绑炸弹跳窗牺牲的故事，可能是一些不了解仓库结构的小报媒体为宣传四行守军英勇气概编造出来的虚构神话。这些神话流传开来，甚至渗入亲历老兵们的记忆中，制造出混在真实回忆中的虚假记忆。
无论这个故事最终的真相究竟如何，伤亡始终萦绕着守军的头顶，不时俯冲下来试炼他们紧张的神经。10月28日，下午三点，第二场血战在蒙蒙细雨中开始，杨瑞符记述道：“仓库各楼，枪弹横飞，烟焰闭目”。伤亡人数在迅速增加，但仓库简陋的环境无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救治。一名叫周福其的士兵，只能和战友眼睁睁地看着受伤的战友痛苦呻吟，“他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有的伤员甚至请求战友给他一枪，尽快结束他的痛苦。”
条件愈加艰苦。直到晚上九点，他们才找到一部电话，与外界联系，请求近在咫尺的租界英美驻军协助，将伤兵运入租界救治。在伤兵离开前，杨瑞符特意叮嘱他们，如果有人询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人数少而更加凶横”——“八百壮士”的神话由此诞生。
试炼
“大家有三天没有睡觉，弄得精神疲倦，那是事实，但是我们不拼命地将工事完成，敌寇就会马上要我们的命，试问大家要睡觉还是要命？以后我假若看见不服从命令而睡觉的人，我绝对的严加惩罚。”
疲劳正在蔓延，消耗着孤军们的斗志。10月29日凌晨三点，当杨瑞符到各连视察加固工事进程时，发现有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地睡在地上，如同死人一般，他不得不发出严厉警告，强迫他们起来继续工作。没人知道孤军独守的日子会维持多久。他们只能努力抓紧每一秒时间。通过外面送来的报纸，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在这里的坚守，成为了整个上海乃至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他们身上肩负的不仅是守住整个仓库，还有全国民众抗战到底的信念和决心。
但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国际社会树立的光辉形象，已经让日军颜面尽失。如果说开始的两天，四行仓库不过是日军手指的一根毛刺，那么现在，经过舆论媒体的反复渲染，这座废墟上飘扬着旗帜的孤独堡垒，俨然成为日军心头的一根倒刺。他们无法容忍这样一根小小倒刺竟然成为自己的腹心之患。
下午两点，日军发动第一波总攻，密集的枪炮砸向仓库，但却被坚固的外墙挡在外面。一位顽皮的士兵，用长竹竿将自己的钢盔挑到窗外，作出窥探的样子，竟引得敌军以机枪集中射击，成为了孤军疲累交加的战斗中开怀大笑的一刻。敌人的枪炮声彻夜未绝。但杨瑞符发现一些极度疲惫的士兵，竟然将凶猛的炮火置之度外，甜蜜地睡在地上。
时间终于到了10月30日。猛烈的炮火，甚至让新垃圾桥上驻守的英军士兵也不得不撤退。这天，日军终于使用平射炮向墙壁开火，并且轰开了几个洞眼。但这些洞眼在杨瑞符看来，可谓“感谢极了”。他立刻让士兵在洞口架设机关枪，对敌军聚集之处进行扫射。但这种乐观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深夜11时许，日军开始用重迫击炮和平射炮对仓库进行猛轰。“最激烈时，每秒钟发炮一响。轰轰之声，震破了长夜的沉寂。”就在交战最激烈的时刻，突然，他们得到了来自军事最高统帅直接下达的撤退命令。
此时是深夜12点。突如其来的撤退令就像当初的留守令一样，让杨瑞符和谢晋元莫可名状。但他们只能尽快服从命令从仓库撤出。尽管连日来阅读报章让这些孤军将士们知道，自己留守仓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以英勇无畏的抵抗精神，吸引世界目光，进而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以抵消连日来战略溃败造成的不良影响。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目的达成得如此之快。
在之后召开的国际会议上，中国的顽强抵抗，受到了与会各国的认可和同情。一如顾维钧在对战局和国际关系的分析中所指出的，上海的战斗给了全世界一种印象，中国是有力量回击的。“这件事不仅引起了布鲁塞尔国际会议与会各国的重视，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西方确信中国的潜力到底还是很大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扭转了之前对中国不团结和斗志差的偏见，这些西方国家相信，“如果从物资上给予适当的帮助，中国可望依靠自己进行战斗。于是，出现了向中国提供军需供应的新的可能性”。
与日本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欧洲国家，首先向中国提供急需的军备物资。比利时火速出售大批79步枪与轻机枪，全部现货交运；奥地利出售一批迫击炮；丹麦政府则放行丹麦步枪集团公司的军火大订单，包括320门麦德森20毫米小炮、一批麦德森机枪，以及一个麦德森机枪厂的全套机台设备。捷克总统贝纳斯亲自指示将中国渴求已久的捷克轻机枪的图纸，无偿赠送给中国。法国在不久后，也开放了印度支那作为军资用品运抵中国的交通线。
国际社会的天平虽然势利，但这一次终于选择偏向正义的一方。尽管令人悲哀的是，充当砝码的，是像四行孤军一样成千上万普通中国士兵舍命奋战流淌的鲜血。
这些鲜血从战略上看，很容易被事后聪明的人认定是平白浪费。在诸多对四行仓库血战贬斥的观点中，有一个最刺耳，也最能迷惑那些对不谙史料的读者视听。根据一份日文史料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的记载，四行仓库之战以日军占领仓库，大获全胜告终，在整场战斗中，日军的损失仅有“重伤三人、轻伤二十四人、微伤十四人，总计四十二人”（原文如此）的轻微损失。
但在战斗结束三天后，谢晋元接受外报记者采访时就指出：“据日方宣传，谓在日兵入内时，搜查堆栈房屋内，有我士兵尸体百余具，是否确实。据答，敌方宣传，完全不确，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入医院治疗中，而敌方被我孤军击毙者，确有一百名以上，因敌方不知我究竟有多少官兵，故心信口造谣，绝不可信。”
但诚如谢晋元在采访中坦承的那样，许多孤军士兵在撤退时牺牲。日军用密集炮火阻住孤军退路。大开探照灯追踪企图撤入租界的孤军士兵，进行扫射。这是一场残忍的单方面屠杀。尽管驻守租界的英军想要为这些他们敬佩多日的中国英雄们提供帮助，但交织的子弹阻挡了他们救人的脚步。他们只能等待这些撤离的孤军足够幸运，通过密集的火力封锁抵达英军防线。
杨瑞符在即将抵达防线时被击穿左腿。数日以来指挥战斗的紧张神经，让他直到发现手上沾满了鲜血，才意识到大腿被子弹洞穿，剧痛倒地。张秋明因为战友被火熏到，决定替代他的任务，每隔十分钟丢一颗炸弹，作为战友撤退的火力掩护。但就在他准备跳出沙袋掩体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左臂，手榴弹从手中滑落。尽管他机警地从沙袋上滚下去，但炸弹还是爆炸了，他的手臂变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后来他被一个外国人送进医院。他的手臂截了一次又一次，重伤感染让他“好几次到了太平间又出来”。但张秋明还是努力活了下来，并且学会了画画：
“我残废了，没有关系，再去作战，还有嘴巴可以把我的经验讲给小弟弟小妹妹听。左臂没有了，还有右臂，就利用我的右手，我现在正在研究无线电报，肥皂和图画，万一不能生活的时候，就靠它们过活。”
战争的磨炼告一段落，而对这些孤军战士来说，生存的磨炼才刚刚开始。
撰文|李夏恩
寻访｜行将消逝的曹素功墨坊旧址：天灯弄120号
中国人常以“文墨”来代指拥有的知识与文化，在上海市中心的一条弄堂内，隐藏着一个真正的制墨之地——这就是拥有350余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曹素功”。
在上海老城厢东部有一条名为天灯弄的小巷。如今，随着老城区旧改的推进，已经无法进入，残垣断壁的房屋露出的木作梁架，隐隐透露着建筑的历史，而被填封的门窗，则将更多的故事悬在历史边缘。
天灯弄里，最著名的是77号书隐楼，这是上海市区仅存的较为完整的大型清代建筑，目前正在修缮。然而，在另一端——天灯弄120号，几幢未挂牌的清末民初石库门的建筑中，隐没着一段“曹素功”和上海文墨的历史：这里清末民初即成为曹素功的基地，也是当下“海派曹素功”一个有迹可循的标识。
近日，澎湃艺术与上海周虎臣曹素功笔墨博物馆工作人员和建筑研究者，共同走入天灯弄120号（弄）。
天灯弄120弄内。 摄影：周仰
“天灯弄”，东起巡道街，西迄大夫坊，不长，很窄，中间还有一个90度的大转弯。在19世纪晚清时期地图上被标为“竹素堂街”，后因巡道街上统管苏州府、松江府、太仓州三地的“分巡苏松太兵备道”衙门在夜间高挂天灯（吴语对话中把户外照明灯讲做“天灯”），整条弄堂被照得通亮，故名“天灯弄”。
清末《图画日报》绘上海道台衙门
如今，天灯弄近巡道街一端已经围栏高筑无法进入，透过围栏的间隙，能看到瓦砾之后，一条窄窄小路，再是一道围栏。从地图上看，围栏之后，是修缮中的书隐楼。
天灯弄巡道街一端入口。 摄影：周仰
天灯弄大夫坊一端的大铁门。 澎湃新闻记者 黄松 图
因一端无法进入，只能经巡道街、引线弄绕至天灯弄与大夫坊相交的另一端，依旧是大铁门，但铁门中一小门微启，推门进入，与几名清理建筑废品的作业者面面相觑，几番交涉后，终于得见天灯弄120弄的门牌。
天灯弄120弄。 澎湃新闻记者 黄松 图
穿过过街楼，再一个转弯，在一片感觉久未人至、藤蔓疯长之中，上海周虎臣曹素功笔墨博物馆副馆长汪凡快步走到一幢早期石库门样式的建筑前，说：“这里就是过去曹素功的工场间。”
天灯弄120弄内，中有一棵老朴树，右为当年曹素功工场间。 摄影：周仰
向这幢房子走去，门窗早已封闭，墙上未见保护建筑铭牌。按常理，没有挂牌的建筑在旧城改造中，大多葬身推土机下，更何况曹素功工坊离开此地近七十年后，经过几代人的居住，建筑表面难寻当年制墨的痕迹，其历史更是鲜有人知。
曹素功工场间旧址（清末民初石库门）内部。 澎湃新闻记者 黄松 图
据公开规划信息，天灯弄东侧书隐楼将作为文保建筑保留，书隐楼东侧、天灯弄近巡道街一侧将是绿地；天灯弄以西的大片区域，包括曹素功制墨工场旧址所在的120弄依旧是居住用地。然而，当新的住宅区诞生，这里曾经曹素功和海派文墨的历史和记忆将无迹可寻。
天灯弄曹素功墨坊今昔
早在2008年，上海周虎臣曹素功笔墨博物馆筹建之时，博物馆筹建副馆长朱家玮带队，汪凡和曹素功第十四代后人曹家琨曾来到此地，探寻旧址是否有活化保护可能。
当时，遇到了依旧住在天灯弄120号的老职工吴祝明，他讲述了过去曹素功墨坊在此制墨的情况。据汪凡记忆，吴祝明告诉他们“原来作坊很大的，学徒和工人住宿也在作坊里。”并指出现在院子有几栋三层楼房是1950年代建起的，原本此地是一片空地，用于工坊晒墨。”
天灯弄120弄现状，右侧为清末石库门建筑，左侧为1950年代所建。 澎湃新闻记者 黄松 图
这段转述的回忆，与曾经天灯弄老住户陆中信（老城厢研究专家，出版《石库门与江南民居——上海石库门传统建筑元素探源》等）的讲述一致。陆中信家在1942年从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搬到天灯弄一栋二正三厢石库门住宅，名为“莼庐”（门牌号92弄、分1号、2号两个单元），建于1923年。“这是我表哥鸿兴五金号老板朱先生的产业，西边和北边一隅与曹素功工场为邻，隔街与书隐楼为邻。”
俯瞰：120弄曹素功石库门，92 弄（“莼庐”）和77号书隐楼。 陆忠信摄于2007年
据陆中信回忆，因为老城厢房子密集，街道是弹硌路，所以常常去120弄里面水泥空地玩耍。“但彼时弄内曹素功地块的东侧已经造了两栋新里联立住宅，这是我们这一带少见的有抽水马桶的房子，名‘爱仁新邨’，但街坊们仍叫120弄为曹素功。”“根据我和朱家老三（83岁）老四（80岁）回忆，1950年代的曹素功，平房里是和料和杵捣坯料，工艺像做年糕，杵捣坯料是用石臼大木榔头的。坯料做好后搬到石库门房子客堂间里厚重的桌子上再捶打，然后压入木模成型，放到厢房内搁置的木板上晾干，楼上是给墨锭描金绘色和包装成品的地方，后天井还有一个小升降机，运送墨锭。”
曹素功工场间旧址（清末民初石库门）天井。 澎湃新闻记者 黄松 图
“据朱家老三说，以前‘爱仁新村’地块是杵捣工场，因为他们家厨房的窗正对着工场，墨工锤打坯料的声音一日响到夜。”但我们在曹素功都没有看到过炼烟，可能是因为工场在住宅包围之中，油烟气会影响居民生活，烟料或从外地工场运来。”陆中信说。
天灯弄120弄现状。 摄影：周仰
如今，当面对眼前的一片人去楼空，藤蔓丛生，很难想象20世纪上半叶的曹素功工场“一日响到夜”的制墨盛况。从被砌上又被敲出重新被敲开的一角的门中张望，能看到里面像是工场又像寻常住家的格局，而自从1958年公私合营，上海所有墨坊全部并入曹素功，制墨工厂搬离天灯弄迁往闸北后，曹素功与天灯弄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渐渐湮没)在时间里，但它却与周围书隐楼、王一亭的梓园，共同讲述着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
上海周虎臣曹素功笔墨博物馆副馆长汪凡望着弄中朴树，其余一切难寻当时痕迹。 澎湃新闻记者 黄松 图
天灯弄曹素功墨坊与乔家路梓园
清康乾年间，徽墨发展到鼎盛时期，形成了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的制墨“四大名家”，其中曹素功名列其首，有“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之誉。
曹素功（1615-1689年），康熙六年（1667年）正式以创始人为名创设墨庄。1864年（同治三年）迁址沪上，在老城厢小东门（方浜路38号）开设了上海首店。到了1886年曹素功为扩大经营、决定将工厂也搬到上海。从制墨原料的油烟开始，在歙县潜口镇自家炼制后直接运到上海工厂。
光绪丁未年（1907年）安徽潜口程吉人来信汇报炼烟情况
初时工场为租赁，地方已无从考证，至清末民初，曹素功十一世曹叔琴，斥资购下南市天灯街120号，近2000平方作为制墨工厂，自此，天灯弄工场成为“海派曹素功”一个有迹可循的标识。
民国地契天灯街120号（今天灯弄120弄1-14号），这张土地所有权状为1946年抗战胜利后重新颁发的。因为历经十几年战乱，很多民宅遭到战火侵袭，不但权证等财物损毁、甚至整户家破人亡。所以战后重新统计土地情况，重发权证。
曹素功民国仿单所写：天灯弄工厂地址，潜口炼烟地址
曹素功工场在天灯弄120号期间，曹叔琴结识了一位邻居——乔家路梓园主人王一亭。
王一亭于1907年购置小南门乔家路113号入住，这里原是康熙二十一年由进士周金然构筑的园林，王一亭入住后，保留了部分原有的园林建筑，又因园中有古梓，故易名“梓园”，吴昌硕（一说郑孝胥）题写园名。1922年11月，爱因斯坦在此“藉便博士观中国家宅情形，并赏览中国美术品”。2019年，澎湃艺术曾探访梓园，感叹“雕栏玉砌尤在，只是朱颜改”，时隔五年，梓园后来的住户也人去楼空，透过紧闭的大门缝隙往里看，里头搭着的脚手架，预告着未来建筑的重生。
乔家路113号梓园现状。 澎湃新闻记者 黄松 图
在海派书画史上，梓园主人王一亭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早年学画得徐小仓指点，后师从任伯年，继承任派风格。1912年，年近70岁的吴昌硕正式定居上海。王一亭在上海商界、金融界大力推介，使其名声大振，为海上画派树立起一位艺术界领袖。
王一亭（左）与吴昌硕
虽然在艺术上，王一亭没有吴昌硕的地位，但他兼画家、慈善家、艺术活动家、实业家、艺术赞助人为一的综合身份所产生的影响力，却无人可比。20世纪前期上海美术界的许多大事，如中国书画社团的勃兴，新式美术教育的发展，上海中国书画市场的繁盛，中日美术的互动，书画界展览、赈灾等社会风气的形成等，王一亭都是倡导者、身体力行者。
天灯弄120号后门梅家街与梓园后门相距仅百米，步行只需几分钟。王一亭经常散步到墨坊观看制墨，曹叔琴经常登门欣赏书画。
梓园与曹素功位置《民国上海行号路图录》1947
王一亭也是海派名家在墨庄定制墨最多的一位（如“晴云秋月”“良金美玉”“万里云山一雁飞”“换鹅”“鹤寿”“平安”“芝兰”等墨）。许多名人来墨庄定制用墨，也向他求字索画。许多海派名士在此笔墨畅谈，留下许多美谈，其中那份《曹素功尧千氏墨庄介绍启》也是在此诞生。
王一亭定制墨锭《换鹅》
《曹素功尧千氏墨庄介绍启》诞生的背景是当时市场上出现了进口炭黑，一些制墨厂家为图高额利润，以此炭黑作为制墨原料，而用这些进口炭黑作成的墨锭，不能用以书画创作。为此，王一亭于1934年书写了这份《介绍启》，以亲身经历推荐曹素功。
《曹素功尧千氏墨庄介绍启》
《介绍启》全文三百余字，除了书写者王一亭署名，后面联合署名推荐人士多达55人，其中包括以冯玉祥为首的政界人士、以孔德成为首的教育界人士、许多商界领袖、众多海派书画大家，如于右任、张大千、叶恭绰、蔡元培、郭沫若、马相伯、谢稚柳、吴湖帆、马公愚等。这成为当时文化界一件轰动社会的义举盛事。王一亭与曹氏墨庄更结下坚实的友谊。
冯玉祥，《艺林至宝》，1946年9月1日
早在王一亭之前，曹素功与第一代海派书画家有了密切的交往。第一位合作者是海派书画代表人物、豫园书画善画会首任会长钱慧安。光绪年间为其定制了“提梁”墨，还与任熊、任伯年、胡公寿、吴昌硕等几代海派书画家笔墨情深、交往合作定版制墨。
提梁集锦墨 钱慧安
再看当年海派书画家的活动之地，豫园书画善画会、海上题襟馆、蘋花社等均在老城厢区域内，曹素功在南市区小东门方浜路的上海首店、天灯弄120弄的制墨工场，也记录和构成了一段段海派书画传奇。
曹素功费城世博会奖章译件
书隐楼、曹素功墨坊与日涉园
在19世纪晚期的地图上，“天灯弄”被标注为“竹素堂”，此时竹素堂两边建筑还为原主人陆家所有，故天灯弄一代老住户都习惯将这一区域叫做“陆家花园”。
19世纪晚清时期地图，“天灯弄”标为“竹素堂”
据考证，这片区域最早为明代“日涉园”，是上海四大名园之一。据传为明朝官员陈所蕴所建，还绘制了《日涉园三十六景图》（现藏于上海历史博物馆）。到了明末清初，日涉园成为浦东名绅陆明允的私家花园，直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陆家家道中落，将其拆分先后变卖。
明代林有麟《日涉园图》（局部）
日涉园与周边位置关系图 （引自硕士论文《书隐楼建筑研究》同济大学，刘伟，2007 年）
曹素功十一世曹叔琴就在当时买下天灯弄西区120号，77号书隐楼被郭家购入后一直为郭家守护，直到2021年保护征收，目前书隐楼中还保留着清乾隆年间江南园林建筑。而当年“竹素堂”另一边的，典型清末民居建筑风格的曹素功墨坊旧址却岌岌可危，其没能得到保护的原因，或为曹素功墨坊工厂在1958年后搬离，虽有老员工继续居住此地，其余空房又另外迁入新的居民，难觅原来模样。
书隐楼（郭）和曹素功（曹）位置图
面对眼前的一片寂寥，几乎无从想象，百年前，一边是豪绅的私家藏书楼，往来皆是商界巨贾。一边是百年制墨世家，进出都是海派名家。院中，一棵在多个年代所建房屋间隙的逼仄空间中生长的老朴树或见证着这一切。
120年弄中的一棵老朴树。 摄影：周仰
这棵朴树周围未见“古树名木”标牌，故不知晓树龄。但据陆中信回忆，这颗朴树他儿时就在，树龄应超过百年。由网络图片查阅可知，77号书隐楼也有一棵类似古树（形似朴树）。两棵树所处位置十分相近，很可能皆为清代陆家日涉园遗址原有古树。
77号书隐楼中的朴树。
对照上海周虎臣曹素功笔墨博物馆提供的2008年拍摄的曹素功工场旧址内部房顶木梁结构与书隐楼比较，发现两处有相似之处，所以天灯弄120弄内建筑的建造时期，是不是比预估的“清末民初”更早，非曹素功入住后所造，也尚需研究考证。
120弄内原曹素功工场平房旧屋。 陆忠信摄于2021年
120弄平房旧屋内部。 2008年摄
77号书隐楼内建筑梁柱结构
走出天灯弄，在去往梓园（原本可从梅家街直通，现需绕行）路上，一对闲来无事、摆桌对弈的人，再现着旧改之前的生活气息，这或为此地最后的悠闲。因为不远处，张贴的“征收意见”提示着旧改的推进，很快此处为数不多的住户，也将去往更好的生活环境。
引线弄中，一对悠闲对弈的老者。 澎湃新闻记者 黄松 图
新一轮张贴的“征收意见”。 澎湃新闻记者 黄松 图
行至夜幕降临的乔家路上，除同行几人外，罕有行人。尤记得，2019年，拜访过清代“上海船王”郁泰峰故居宜稼堂旧址（乔家路77号），见到了仍住在其中的郁泰峰后人郁树眉，但当时郁树眉夫妇带着重孙女送笔者出门的那条弄堂已难以辨认。
夜幕下的乔家路。 摄影：周仰
2019年4月，郁泰峰后人郁树眉牵着重孙女与笔者告别，后为她的丈夫曲德振。 澎湃新闻记者 黄松 图
在上海这片老城厢里，目之所及都是比ArtDeco（装饰艺术风格）更久远风格的建筑，过去的南腔北调的杂陈其中，上海的逼仄与混乱容纳其中，如今都卷入现代化大潮里，成为看不见的乡愁。随着城市的发展，未来此地将如何承载过去被唤作“南市”的记忆与抒情，也是城市更新的议题。
乔家路上，一栋ArtDeco风格的建筑。 澎湃新闻记者 黄松 图
夜幕下的乔家路老房子，与周围高楼里的点点灯光。 摄影：周仰
注：此次探访人包括上海周虎臣曹素功笔墨博物馆副馆长汪凡、研究部主任林仕亨、宣教部主任司徒文、“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丁枫、摄影师周仰。本文部分资料由有上海周虎臣曹素功笔墨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