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为什么造反——笑春风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文|笑春风
农民起义是一个不新鲜的话题，上世纪中期的国内史学界有“五朵金花”，它就是其中之一。
如今，几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曾经的争鸣似乎早已沉寂，但农村社会的问题，却并未因此而消弭，反而以另一种面貌活跃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即使是美国这样的现代强国，他的农民，也会为农产品的销售而满脸愁云。
研究农民问题并不容易，而了解他们这个群体的文化心理，更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有学者即指出，阶级（不限于农民）是一种文化与社会的形成，不能抽象、孤立而必须按照与其他阶级关系来给他下定义。阶级的定义最终是通过时间及行动反应、变化和冲突的过程作出的。阶级本身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个发生【1】。
（太平天国运动）
农民的文化心理，便是如此。而要想尽可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就要把重点放在他与其他阶层的互动上。比如和农村的精英（士绅），或者政府。
詹姆斯·C·斯科特先生的《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译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便是这种研究范式下的产物。在本书中，作者将近现代东南亚的农民群体作为考察对象，试图阐明他们发动叛乱的原因。他认为，正是由于农民最起码的生活保障难以维持，饥寒交迫者才会铤而走险，将暴力冲突视作唯一的解决方案。说到这里，作者的另外两部作品也是应当推荐一下的，他们分别是《弱者的武器》与《逃避统治的艺术》，与本书考察对象一样，它们讲述的都是东南亚农民的故事，而细节内容，限于主题所限暂不详述，但有兴趣者不妨找来一看。
话归正题，如果说农民之所以会反抗是因为自己连最起码的生活都维持不了，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种窘境呢？作者在书中将其归纳为三点——特有的人口结构压力、市场波动和政府的行为【2】。
人口结构压力并不是东南亚的“特有问题”，19世纪清代中国的福建与广东等省份，便面临着“剩余土地减少与不断涌入增加的新移民”等问题。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使土地资源成为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斗争的焦点，他们由仇视对峙，形成了一种以方言、地域、宗族、姓界为划分彼己标准的特殊社会冲突，这种冲突因双方的势均力敌而得以强化和延续，又因双方的贫富分化而变得错综复杂【3】。
近现代东南亚发生的一切，在同一时期的邻邦，都可以找到不少的相似点，也许，这也是国内会积极翻译本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来看市场波动，古代的东南亚社会处在一种半封闭的世界当中，他们尚未融入到肇始于西方的“贸易打造的世界”中，但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步步深入，缅甸、越南与菲律宾都受到了来自西方的殖民统治，这样一来，其他殖民地的物质资源也大量流入这一地区，供过于求，给当地几乎固定化的农副产品价格造成巨大的冲击。作者在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即使是价格上微小的变动，也会毁掉一个家庭基本的物质生活。面对此一问题，以往受害者多会诉诸于经济实力雄厚的农村精英的救济，或拖延向政府缴纳税款的时间，以致于有人将他们称为是“抵制国家权力的另一种力量”【4】。
可是，面对变化无常的市场价格走势，传统的农村精英不愿再像以往一样承担庇护受害者的责任，他们担心自己的财产会因此受到不能挽回的损失。结果，当求援得不到回应，穷人立刻以偷窃富人财产等方式来报复漠视他们处境的农村精英。在穷苦人眼中，这并不是什么不道德行为，因为贫富分化的加剧，才是极大的恶【5】。
市场波动撕裂了传统社会中精英与贫民之间的互助关系，也让缺衣少穿的农民愈发绝望，暴力反抗会成为他们的选择也就不奇怪了。
最后再来看第三点，政府行为。这里的“行为”，主要指的是政府征收的固定人头税。这一税项的额度是几乎不变的，换言之，即不考虑农民群体的收入差异。因为在政府方面，如果结合农民具体情况来征税，税收就不会稳定。所以殖民当局为了保证自己收入的完整，农民便成为了牺牲品。这是基层社会中的“零和博弈”，而当农民感到自己的情况被上层省略后，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便成为了掀起反抗风暴的先锋军。
关于政府税收与农民的承受情况，传统中国社会也曾进行过相应的调整，例如由征人头税到以财产多寡为标准纳税（唐代），再到“摊丁入亩”（清代）。这一复杂的变化，不仅说明了中国农业社会内部富有生机的调整能力，也从侧面暴露了改变税收标准的困难程度。税收机制自身的运行本就是一件需要考虑成本的活，“如果结合农民具体情况来征税，那产生的额外成本又有谁来负担？”这是东南亚农民的悲剧，也是成本价值学说难以逾越的藩篱。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样，斯科特先生这部反映东南亚农民境况的著作，也给我们认识自己的过去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实例。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最后两章内容理论性极强，阅读中多少需要一些耐心。
【1】E.P.汤姆森
【2】本书第202页
【3】杨国强《二百年人口西迁的历史因果》
【4】苏力《送法下乡》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8页
【5】皮特-里弗斯《山区人》，第178页